一个前“网瘾”病号的自白

王如晨
让我现身说说“网瘾”吧。12年前，我曾是个典型“网瘾”病号，有过连续三周不出电脑房的经历。
1998年，我刚来上海读书，在学校学会用电脑，接触了网络。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访问美国在线时的激动，心想未来世界不过如此，人类已经到头。我很快学会了装机、构建局域网、做网页，但大部分时间就是BBS聊天、下网络围棋。
                　　最疯狂的行为是，那年暑假前三周，我与几个网虫天天泡在实验室的电脑前，除了叫饭、上厕所，没有下过楼。直到有一天，一个家伙乱扔烟头，烧了块地毯，导致我被导师赶出了实验室。
　　被赶出之后，我头就晕，感觉灵魂一直处于出窍状态，周围的一切毫无意义。而当我钻进路边的一家网吧时，却又生龙活虎了。
　　这就是“网瘾”了。可我并没接受专业治疗，最后痊愈了。
　　所以，当我看到山东、南宁等地的“网瘾”治疗机构被叫停，真是一半高兴一半生气。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独立存在的价值。
　　这类机构虽多由专业医生创立，但治疗方式却十分原始，谈不上专业性。比如电击与军事化管理。
　　笔者认为，前者不过是“厌恶疗法”罢了，表面为皮肉之痛，实为心理折磨，让人产生恶心与恐惧，就像在婴儿奶嘴上弄点辣粉，形成条件反射，强制断奶；但“网瘾”者都是有清醒意识的人，电击反复几次，就很快失去效果。那些由医生“指导”着与父母抱头痛哭的孩子，与其说痛改前非，不如说是恐惧，甚至是瞬间亲情的刺激见效。
　　至于军事管理的效果，更像短期的斯巴达式训练而已，与学校正规的军训效果类似，只是暂时隔离网络。当网瘾者被一种集体无意识左右，他们确实容易发生移情，暂时遗忘网络。但这种更像“堵”而非“疏”，难以保证，人出去之后不会旧症复发，甚至产生补偿心理。想想前年中国推出的“网游防沉迷系统”之效果看来，“堵”实在很蹩脚。
　　但笔者真正生气的原因在于，公众正被一种扭曲的舆论笼罩，即“网瘾”诞生的源头在人身上，非要重找病灶。
　　而事实上，网瘾是普通的世俗心理与行为中的一种极端行为。依赖症形成的原因，与兴趣爱好、自制力有关，但也跟网络提供的资讯与服务有关。如果网络世界少些色情与裸露、暴力与污垢，淡化一些过度的商业化营销氛围，多些绿色内容，网瘾或者也会少一些。
　　笔者甚至怀疑，治疗机构的诞生，是当地卫生机构假网瘾救助之名，所进行的商业化运作。它割裂网络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视网络作为一种技术平台的价值。
　　而恶果是，厌恶疗法很可能导致人对网络本身产生厌恶，浪费其中隐含的工具与技能价值。从事信息化工作的人们，应该没有忘记“电脑要从娃娃抓起”。
　　“瘾”是一点激情，释放需要外力与触媒。如果外力来自色情、赌博等不良信息的诱惑，上瘾就容易被打上一种丑陋的印记，但这并不全由网络引起，网络之外的影响力更强。假如只是对一般的信息或服务上瘾，那只能说是有些玩物丧志，将它与疾病挂钩，实在有些草率。
　　回想起来，1998年，我网瘾消失，靠的是学习动力，以及网络外的其他爱好，当然那时网络世界还是相当纯净的。
　　如今，治疗中心被叫停，“网瘾”成为反思话题，毕竟是好事。但更受期待的是，网络世界能得到进一步净化。今年工信部推出了“绿坝”，反而引来质疑声一片。想到这儿，笔者觉得，需要治疗的不是网瘾患者，而是整个社会风气，尤其是越来越强的大众逆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