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生

　　鲁迅先生曾把巴金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这在鲁迅对当时的青年作家的评价中，可以说很独特。也许此时的鲁迅先生已经意识到，年轻巴金对于人性的自然释然态度，与他对人性的揭露剖析是一种互补吧。


　　巴金自己则说：“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一）


　　巴金老了，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他又真的很累。百年的时间对人来说，的确是很难得，却又总觉得太短促。对他来说，时间过得却是那么漫长，他的朋友在他的眼前一个一个消失，单单剩下他，孤零零地面对他已经陌生的世界。


　　他已经写不出《家》这样的小说了，他甚至连《随想录》也写出了，步入高龄后，尽管他的思绪犹存，但是他的语言功能和行动功能却完全丧失，寂寞是他的一切。世界上如果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也许就是这样的状态了。曾经看见巴金九十八岁华诞的新闻报道，我没有高兴他的存在，泪水在鲜花和某位领导人的祝福语中悄然滑下。我不是为巴金流泪，我是为一个老人的寂寞而落泪。


　　巴金对于到来的死亡，已有一段颇长过程的盼望，早在一九七三年妻子萧珊在悲愤又恋恋不舍中离世后，他便恨不得立刻舍下一切随她而去，到另一个世界和她相见。到了一九九八年他感觉自己的大限已到，说的最后一个未了的心愿还是，“死了后与萧珊在一起，骨灰撒大海。”夏衍去世前的痛苦，让巴金害怕行尸般的生活，他对家人说，如果他到了这般田地，便不要抢救，要安乐死。那是他对于死亡来临的期盼。然而之后长久的病魔缠折，他的心愿并没有得到满足，六年前他无奈地以文学的语言表达：“长寿是一种惩罚”，“从今以後，我是为你们活。”


　　这样的语言出自一个九十有五的老人之口，是何等的一种悲凉。但是这又如何是李小林女士和他的家人可以左右的事情啊！


　　命运女神似乎非常宽待这位文学老人，他幸运地经过了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年月，并且以他的高寿盈得了文人最辉煌的荣耀。这样的荣耀本不会轻易地降临到他的身上，即便是他创作了《家》这样的经典小说，写就了几百万字的《随想录》。


　　巴金没有想到他会继鲁迅和郭沫若之后，登上了中国作家的顶尖，更没有想到垂暮之年还要扛起中国文学这面大旗。他自己甚至苛刻地连文学家都不认可的，唯一把自己比拟的是森林中的一根木材，燃烧了不是给予光明，而是奉献那一点点的温暖。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反复否认这一个点，对于到来的荣耀他有些惶恐，或许在他的内心还有些惭愧，那场文化的革命，让他失去了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文化人的尊严，形如木偶，言如垂柳，到头来故人含泪逝去，单留下他寂寞了残生，这样的荣耀要来何用。


　　如果《随想录》是他一生最朴素的文字的话，那这其间值得推崇的不是对思想和灵魂的解剖，也不是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录。只是他开始讲真话了，讲一些他想讲又不敢讲的心里话，换一句话说，他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了。如同他自己讲的，到了这么大的年纪，也没有需要顾虑的了，他也不怕了。


　　在今天生活的人很难理解他这句话，用这样消极的态度来拒绝与当权者的合作，甚至委婉地支持“异端”的文化现象。在热血沸腾的少年眼里，这不是什么英雄创举，甚至是轻视不屑，但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当代文化老人来说，“说真话”已经是一把维护良知与操守并与人间搏斗的的唯一利刃了，“不说假话”更是自我衡量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四九年以后，中国缺少的就是讲几句真话。八十年代的中国像这样出格的老辈文人真的很少很少。


　　晚年的冰心对巴金的《随想录》有过这样一个评价：怎么那么噜苏。也许只有冰心才有资格说这句话，但老冰心的话中更深的含义，还是在提醒或者是在暗示什么。


　　因为即便是巴金，即便是已经到了解冻的八十年代，《随想录》中文章的发表地点，不是上海，也不是北京，而是在那个叫香港小岛。


　　（二）


　　巴金是幸运的，四九年以后，像他这样的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作家，还能够跻身于无产阶级文化的阵营，并且站稳脚跟，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无政府主义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借着国际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它有两个思想的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与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是一致的，与胡适之等新文化领袖鼓吹的“德”先生与“塞”也有近似的地方。这样的思潮在当时吸引了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巴金只是其中的一员，但他是非常热血的一个。“巴金”这笔名便采取“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两人名字中之一音合成的。（晚年巴金自己说，巴字是纪念一个死去的同学，金字才是取克鲁泡特金的音。我坦率的承认，我个人倾向于前者。）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自然容易倾向那思想绝对自由的“虚无主义”，绝对自由对于年轻人来说，他的诱惑远大于裸露的女人。巴金的处女作《灭亡》，便浓厚地包含这种思想。同样巴金也正是在对这一思想的反思指导下，深刻地反省中，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激流三部曲”中的《家》。


　　说他幸运，更在于早年他与郭沫若关于“主义”的一番论战，到了建国后并没有像沈从文那样被郭清算，一脚踢进异端的行列之中，并于一九四九年后消失在中国的文学舞台。当然郭沫若也不是忘记了这件公案，五十年代编辑自己的文集时，郭沫若把自己与巴金早年在上海滩的辩论文章《卖淫妇的饶舌》收入了，还特意加了注，说明当年与他论战的李芾甘就是现在的这个巴金，在当时的政治氛围想，显然是有构对方于罪的意图。


　　也许是无政府主义不是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巴金的这种思想在鲁迅身上多少也有一些体现。三十年代的鲁迅尽管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府的腐败和堕落，但他也从来没有表明自己信仰共产主义，甚至不止一次地痛斥那些暗示他拿卢布津贴的人，骂他们为乏走狗。拒绝了李立三要他公开发表反蒋拥共的声明。在鲁迅而言，他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的存在就是为了揭露社会的丑恶，唤醒快泯灭的良知，一旦依附某种势力，他的这种人格力量便会丧失。而当巴金于四十年代末《寒夜》的发表，他在现代文学史上地位已经确立，同样这样的地位也是一种力量。而与鲁迅不同的是，四九年以后，甚至更早一些，巴金放弃了所谓的信仰，起码在表面上他放弃了这样的信仰。不知道这是不是他躲过那一枪的原因。


　　很遗憾在《巴金全集》中我还是没有看见这几篇文章，据说晚年巴金是同意把这几篇论文收集进自己的全集中的，但在最后的审稿中，还是被删去了。巴金还自嘲地笑说，编辑比他聪明，没有那么书生气。确实在今天我们谁也不会去讨论巴金是属于那一主义的，他的信仰似乎是不容讨论的事情，尽管他没有加入共产党。


　　（三）


　　九十年代后，对于巴金的评价，出现了一些异于常论的话题，特别是言路渐开后，一些真实的史料的公布，对于文坛泰斗巴金的微词也逐渐散见学术性的刊物，然而控制中主流的评价却朝一种膜拜的方向发展。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巴金的在意。其实关于他的争论和研究是伴随着他的创作道路的，早期颇为复杂思想信仰，与左翼文坛的激进思绪的冲突，后期的反思忏悔的思想和自由化的争论，都曾经引起不小的战火。这样的争论于他是无畏的，他继承的是鲁迅的真谛。当然他继承鲁迅的思想是为自己可用的，而不是全盘仿造，一味仿造也不过是多个冯雪峰而已。


　　巴金当然更不需要这样的膜拜的，单就小说的成就来说，四九年之前早有了定论，与之比肩的也只有沈从文和老舍几位，《家》也足实称得上现代文学中少有的佳作。但就此把《家》称之长篇小说的里程碑或者经典压卷之作，便显得有些做作了。巴金本人并不看好《家》，事实上《家》与他后期的《寒夜》相比，也确是有所不及的。


　　《家》的身上多少还有些现代小说初创时期的不成熟的影子，诸如通篇缺少艺术的锤炼，议论的成分过于直白。虽然巴金一度加以修改，去掉了一些用字不妥的地方和删除了累赘的字句，可是某些章节读来仍然还是有些不流畅的感觉，特别是叙述的那部分，作者过于急切想表达自己的思想，渐失去了通篇之中存在的灵气和韵味，暴露了他内心的浮躁和偏执，捎带沾染了些席勒小说中的鄙病。


　　我们今天读《家》，往往忽略了作家的创作年代和作家创作时的年龄，把作家今天的成就融入其中。与《家》有相似的还有钱钟书的《围城》，钱钟书少年负气而作的《围城》，并没有像今天评论所说的那样堪称经典，就钱先生而言，他也决非是小说家那么简单，更大成分上他是个杰出的学者，在写小说的才华上，他甚至逊于其夫人杨绛先生。巴金写《家》的时候才二十八岁，这时期的创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是为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


　　他甚至说“他在悬崖上建筑了理想的楼台，一座很华丽的楼台，他打算整天坐在里面，然而暴风雨来了，这是时代的暴风雨。这风是人底哭泣和呼号，这雨是人底热血和眼泪。在这暴风雨底打击之下，他的楼台终于倒塌了。幸而他在楼台快倒塌的时候，跳了出去。”（《新生》自序）。这样浓烈的感情色彩，在当时的文坛上是鲜有的，鲁迅的评语代表了当时很多文化人对他的看法。


　　如此热烈的情感维持着他的创作，终会带来他不想有东西，与鲁迅的交往使他开始反省，而在鲁迅去世后，他真正以独立的文化人的思想去面对世界，去掉虚无和浮躁之后，他的小说《寒夜》达到了一个高峰。像其他现代文豪一样，他最经典的作品应该还在下一部。幸运女神的脚步忽然停了，巴金的幸运也就暂且打住。


　　四九年以后，巴金几乎没有小说问世，仅有的一两篇小说也为作家自己所否定，朝鲜战场上的采风也没有使他的文思喷涌。（虽然《英雄儿女》改编于于他的小说，可是他却懒得提起。）对于一个正值盛年的小说家来说，这已经是场灾难了。而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囿于政治的运动中，停止了自己的思绪，只是鹦鹉学舌般地说话，这样的灾难更加严重。


　　他把所有的时间用来想如何逃避冲击，躲避灾难，作为时代的问题，他的行为本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个文化巨人，又不能不说他的身上缺少一股学者的气节。


　　很多年前，毛泽东在评论唐代诗人李白的时候，就做过一个很不同以往的评断：他不也是想做官嘛！不然在受到特赦重召入宫时，又怎么能写就“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的句子。毛泽东的话确实尖刻，却也真的揭示出中国文化人的某些劣根，读书扬名为什么，不外乎黄金屋和颜如玉嘛。巴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情愫，深宅大院里的公子是否也留有“长宜子孙”的奢望。作为那年代唯一靠稿费生活的作家，放下了笔，奔波与上海北京之间，忙于文化的领导工作，已经背离了他追求。


　　他写了几倍于《随想录》的文字，却没有一篇是他自己的想写的文字，在这上面他的痛苦更甚于老友沈从文，毕竟从文先生在那些年里，写就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的宏篇。而他只是违心地今天批张三明天批李四，纵然他已经考虑再三斟酌下笔，但还是成了朋友的催命符，足以让人濒临绝境的人灭了最后的生机。


　　这样的话题是残酷的，毕竟这些话和由这些话引起的悲惨后果，对巴金来说是痛苦的，对他的人格魅力来讲是可悲的，至少那个时期是如此。


　　（四）


　　那些文字若干年后化为了《随想录》，只是角度换了。失去了爱妻之后，他抱定了早去泉下相会的意念，步入古稀后，那些深藏在心里的信念又一次喷发。一直奇怪八十有余的老人，何来如此少年狂发的勇气，很久以后才明白，那不是勇气，而是宣泄。积压在心的郁闷和愧疚让他痛苦不已，文化人的他除了用文字来排除内心的忧郁，还能够有什么办法呢！他一直在等待这样的机会，在他的未完稿《怀念振铎》中有如此一段文字：


　　振铎有幸，未受到这种耻辱。近年来我和朋友们经常谈起这位亡友，都说他即使活到“文革”，也过不了那一关。我反复思索，为什么我过得了关而他过不了？我终于想出来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站在批判台上，“造反派”逼我承认自己从未说过的假话。那种吃人模样的威逼严训像用油锅熬煎我的脑子，我忍受了这个活下来，我低头弯腰承认了他们编造的那一切胡话，这样我才可以顺利过关。否则我的骨灰也不知丢在哪里去了。


　　根据这几十年的经验，我能忍才能过那一个一个的难关。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耻大辱。我一直认为，活着是重要的，活着才能保护自己，伸张正义。而不少在“运动”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谓“自绝于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说话的机会，也不能替自己辩护了。关于他可以由人随意编造故事，创写回忆，一时出现多少知己。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为活下去，才积累了经验，才有机会写出它们；但我明白了一点：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说真话，信真理，那一切丑恶、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活命哲学和姑息养奸不能说没有联系。以死抗争有时反能产生震撼灵魂的效果。


　　这篇写了几十年的怀念文章，直到他百年之后还是一篇未完的稿件，是不是他特意而为的呢？我不是怀疑老人，因为此稿动笔于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在一九九八年又一次修改续写。十年磨一剑，他是在等候宝剑出鞘时，那寒光一闪鲜血四溅的战栗吗？


　　在整部《随想录》中我们很难见到这样犀利和咄咄逼人的文章。即便是他回忆胡风和老舍的文章里，也没有这样的触目惊心的文字。唯一与之相近的，是他于病中悲愤而写的《怀念从文》。一九八八年巴金宣布停笔，在北京的挚友沈从文突然逝去，他寻遍了国内所有的媒体报刊却没有找到关于老友逝世的消息，接到海外朋友的电话，看着国外媒体的感叹惋惜，巴金愤怒中提笔写就了这篇文章，抨击世道的冷漠和无知。与此同时季羡林先生也发出了相同的声音：“从文先生真正去世了。我本应该写点什么的。可是，由于有了上述一段公案，懒于动笔，一直拖到今天。（公案是指，从文先生一度病危，季先生悲叹中写了悼念的文章，不久从文先生又康复了。）同时我注意到，像沈先生这样一个人，悼念文章竟如此之少，有点不太正常，我也有点不解，考虑再三，还是自己披挂上阵吧。”


　　我第一次发现老人的文章原来是可以写成这样的荡气回肠，如勇士般坚强的。没有噜苏，没有抱怨，有的是深深的怀念，还有一个傲骨铮铮的老人的倔强。在《怀念从文》中，我似乎感到巴金还有未讲透彻的话，那一定是他还有顾虑的却又是必须讲出来的话，在后写的纪念曹禺一文中没有看见，我想他是不想说了。因为他实在是不能够提笔和开口说话了，直到他百岁的时候，我终于看见。


　　（五）


　　从着手写巴金的几年中，我一直在寻找巴金身上让我心跳的地方，最初我甚至把他定位在“一个懦弱又幸运的文人”的层面上，直到在我看到那篇文章，我的眼前似火山般的迸发。


　　鲁迅先生逝世后，举国悲哀，巴金在料理丧事和痛哭中，接连写了两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可以说是清真意切，催人泪下。但也就是在《悼鲁迅先生》的怀念文章中，他发出了异于同期哀悼和膜拜的响亮之声。


　　不要把伟大的鲁迅神话，比作抽象的太阳和巨星，因为先生“他从不曾高高坐在中国青年的头上”。


　　如果这话出现在《随想录》中，我会不屑的，而他出现在鲁迅去世的几天后，如此的真知灼见，或者说如此的勇气，在当时唯他一人。对一位大家认知的转变，竟在刹那瞬息间。我唯一嘲笑的是自己的浅薄和无知，推翻以前所以的那些无知者无畏的文字，是我修改这篇文章的所以工作。


　　文人是懦弱的，这不是巴金所特有的，鲁迅之所以有那样强烈的斗争力，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严密的关系，新旧文化的交替，民主政权的新兴，他毕竟是可以讲他想讲的话而不至于身陷囹圄的。如果用生存权来换取文字和人格上的坚强，我们真的不能够预料他会怎么样。历史果断地断绝了我们想要的猜测，她要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强者。（况且今天广义上的鲁迅先生，已经是经过五十的整理拔高和剔除的先生，是巴金不希望看到的神话中的先生。）


　　历史没有为巴金设计那样的环境，在他阅历和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中国的文化遭遇着一场哗变，生存的本能阻止了所有的理想和作为人的其他思想，如此简单的私欲，导致的结果却是复杂纷纭，头脑过热只是其中的一个现象，文人是不能够过热的，一旦热了，就连普通百姓有的那份冷静也会荡然无存。毛泽东让自视清高的文化人足足演了几十的戏，人性本恶的庄子学说演绎地可谓淋漓尽致。巴金似乎还是清醒的，他在和时间对抗着，等待着说话的机会，只是当他真有机会说话的时候，却失去了另一样的东西，这是他在等待的时间里所没有预料到的，那就是震撼灵魂的力量，而灵魂的震撼力是依靠鲜血来渲染的。


　　历史会去评价巴金，我们没有资格。当老人真的离开我们的时候，中国文学的巨擘似乎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号。在等待另一位大师的出现时，我们可以渐渐忘记他的小说，也可以忘记他的《随想录》，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他的讲真话。


　　中国的文化需要真话，如果中国还需要新的文化大师，中国更需要真话，如果中国真正需要强盛。


　　二00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修订


　　西苏于吴中沁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