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记忆：一粒坚硬的种子

　　【１】《一个春日的早上》


　　从早上到现在，我觉察到了一种剧烈的矛盾，或着叫冲突，包括我的胃和我的思想。我已经很饿很饿了，到现在我还没有吃饭；但是我又有一种饱满充盈的感觉——我读了两篇文字。我必须写下几个字才安心。


　　先是寞儿的《一个春天的早晨》，是小随笔。清新，随意，有些许淡淡的文字女人的味道。她写天气的多变，写春天那些花花草草都悄悄地忙起来，象孩子们一样。她的原文比我这里表述得好，我写的是我的感受。她最后要写的是他们县里的一群写诗的人，在一个早晨，筹划一场“谷雨诗歌会”。他们或许还不是诗人，但是诗歌没有离开过他们的生活。


　　寞儿的文字平静得可以当镜子照了。平静是多好的一种心境。她的文字里没有很激烈的字眼，甚至连“很”字也感觉不到。连赞叹都是那么幽怨似的：“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地点，这样一群对诗歌认真的人！这样的年代，这样一个值得期待的春天的上午，做点什么不可以呢？他们却在赴一个诗歌的约会。”


　　寞儿的小说是不错的。记得有一篇《葬礼上的蓝旗袍》凝聚了作者拨弄文字的所有精髓，后来的文字倒是不及了。都是写女性爱情永恒的悲剧性。


　　


　　【２】一粒坚硬的种子


　　书写的理由是什么？回头想想，更多的时候我是因为阅读而书写。在阅读中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需要下笔。在下笔之前，还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手摸到键盘，书写也就开始。


　　刚刚阅读格致登在《人民文学》的散文《逃生之路》，在这之前，我阅读了她的《减法》。她是凛冽的，决不婉约。从这些坚硬的文字里，我似乎看到了她棱角分明的脸和灵魂。我并没有见过她的照片，对于作家，我更愿意保持一种仅仅限于文字上的认识，而非熟识她的体貌。从意识深处解读一个人的思想而产生的精神愉悦，要远胜于从外在形貌而产生的感官冲击。与此观点一脉相承的，就是我在网络上更愿意与人远一点地交流。从心理学上来看，这大约是一种深度自卑和高度的自我保护意识，我可能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对我来说，这是个崭新的结论，我的朋友们是不会认同我的这个新发现的。人总是难以更深刻的认识自己。


　　格致的《逃生之路》沿袭了她入选“二零零四中国年度散文”的《减法》的创作手法。（二零零三年她还有《转身》）她的起笔还算轻松，从一张桌子写起，那是父亲梦想的基石，从“我”没有出生就有了。父亲认为写字是一个庄严的事情，不应该用一个低贱的匍匐的姿势。这张书桌成了“我”这一代人从农民迈向读书人的第一个台阶。　


　　那位正在纳鞋底的女人纠正了“我”的日语发音，她的声音从那张书桌的背后穿过来。那是“我”的母亲。母亲上中学时被迫下了学，也不再被迫学习日语，但是她已经学过的总也忘记不掉。母亲加入了大姨母的绣花队。文章到这里才触到了主题的边沿。散文可以延宕很远，远得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了，事实上还有一缕丝线串联起所有的材料。大姨母嫁到了一个警署一个中级军官。母亲和大姨母可以每天去大戏院看不用买票的戏。幸福生活到一九四九年戛然停止。大姨夫被下放到原籍监督劳动，大姨的戏台崩溃了。


　　六六年，大姨夫每天被拉去游街。直到他听到一句话，他选择了死。押送批斗他的人中，有一个说：这游斗也没啥意思，要不明天斗他老婆吧？他老婆小脚，能有点意思。那群人笑了很久，他尤其记住了他们的笑声。那群人让四类分子在地上爬着。大姨夫高大、魁梧，却并不比别人爬得快，泥浆使这匍匐行进更具有观赏性。　回到家，他换下衣服。看到大姨的侧影。他似乎看这个女人又从自己刚刚爬的地方爬过，她回爬得很慢，她的屁股会被很多人用脚或者手踢或者打，她的衣服可能在这过程被撕裂开一道道致命的口子。大姨夫死在地窖里，之前没有吃那碗盛给他的小米粥，这更增加了大姨后来的悲伤。地窖是大姨父在一年前自己挖的。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他的死，让那个游斗小脚女人的计划搁浅了。羞辱一个女人，要是不让她的丈夫看到，那真是也没多少意思。大姨夫为了不看到这出杀向自己尊严的戏，不得不提前闭上眼睛。格致最后说，她佩服大姨夫的死，他真实一个智者，他用自己被作践得一钱不值的生命，粉碎了那个计划。他为最后的尊严而死，为女人而死。他紧握了精神家园里的最后一枚钱币，从自己打通的死亡之门，顺利逃走了。


　　“大姨的晚年”这一段，写得真好。我想格致是要说的是，姨夫的女人，她活到了很老，她活得很灿烂。她没有牙齿的笑容里，同时还流露出另一个灵魂的光芒。她咀嚼着小侄女嚼过的花生细末，笑得象一个刚换牙的儿童。


　　格致的语言是苍老的，从我读《减法》开始，我就这样认为，虽然我相信她的年纪绝对不会超过五十岁。她写那个村子的孩子们去上学，是二十五个孩子。然后他们就或三个或五个地减下去。最后剩下“我”一个。她的文字里，阳光是白色的，而夜晚是浓重的。她文章里走出的都是被压抑的个体。四个男孩子，为了吃上五分钱一只的冰棒，被减下去了，其中一个的二次函数学得没有人能比。其中最让人震撼的，是在黑夜里的火车道桥上，一个裸露的的男人挡住了她们的去路，她们只得向前，向着火车，用生命捍卫了她们作为女孩的纯洁。于是，在保全生命与改变命运中间，又有五个女孩选择了前者。二十五个唯一要坚持下去的是一个女孩“我”。在狭路相逢的黑夜的桥上，火车突突地逼近，“我”没有踩着伙伴的血冲向火车，“我”冲向了那个更为危险的裸露的生命，他救了这个即将崩溃的没有哭声的女孩。后来，人们给他挂上“流氓犯”的牌子游行批判，枪毙了“流氓犯”。那是一个要求人人的意识与步调都完全一致的年代，人们根本不懂心理疾病是什么概念，也不会具备理解性取向和个性解放这些概念的能力。人们除了无知就是好斗，做看客也群情激奋。


　　格致的《减法》里，能够感受到一种来自女性隐忍的顽强。在重男轻女的日子，她把怨气发泄在男同学的身上——她用永远第一名的成绩，让自己的名字在中学里与日月同辉，让他们没有出头之日。你能够看到一粒坚硬的种子，即使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依然倔强坚持着要开一朵猩红的花。


　　格致的文字，似乎在黑色的染水里浸泡过的一样，散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息。她从自己的生活里随手拿来一片材料，却能够把它们挖得很深很深，如一柄插向大地的剑，你不知道它浸染了多少血。文章里的那些人，他们在北方在黑龙江默默地喘息着，如同巨网下的鱼，挣扎着，最后偃息了。偶有一条，倔强地穿越，露出水面，伤痕累累。


　　阅读完，也只能沉默。草草落笔，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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