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良知的泯灭、人格的沦丧和一座城市的现代化

　　题记：社会经济的发展，精神品质的提高，需要一代有良知、有人格的新型市民。


　　没有人的现代化也注定不能有城市的现代化。


　　畅销小说《天堂向左 深圳向右》是目前一部最能体现出深圳改革开放历程的文学作品，它展示了深圳在1992—2002十年里是如何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现代化进程。作者慕容雪村在书里通过肖然、刘元、陈启明和韩灵四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深圳闯天下的故事；叙述了他们不同的奋斗历程和人生选择，功业与理想，青春与爱情；向读者揭露了主人公们在深圳现代化进程中、在经济利益诱惑下，自身良知的泯灭和人格的沦丧；反映出了一种人格道德与经济现代化发展“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严重分离的“深圳都市病症”。


　　我们不知道这种“深圳都市病症”还会持续多久，但由《深圳向左 天堂向右》引发我们的思考已经够严重了。


　　思考之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现代化的进程，需要以付出良知的泯灭和人格的沦丧为代价吗？《圣经》里的犹大为了十五张羊皮出卖了老师耶苏，但《天堂向左 深圳向右》里的主人公们为了金钱、为了地位出卖的却是自己的良知和人格：肖然为了壮大自己的公司，残忍地将对自己事业有过帮助的李老板逼上绝路；刘元为了取悦上级领导，公然带着日本上司去对自己的中国女同胞进行嫖猖；陈启明为了能留在深圳为了过上优裕的物质生活，居然和一个跟自己没有任何感情的、当地村长的女儿结婚。他们曾经都是心比天高的大学生，曾经都有着远大的理想，但在金钱面前、在面包的诱惑下，他们都低下了自己曾经高贵的头，交出了自己的良知和人格。于是，肖然在接受采访时振振有辞说：“在社会巨大而艰难的转型时期，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代价，这是现代化的理性。”刘元也解嘲地说：“我只不过是遵守了深圳这个物质城市的游戏规则罢了。”难道真的像他们说的这样吗？难道现代化的发展真的需要付出自己的良知和人格吗？


　　答案是否定的。现代化的发展不但不需要付出良知和人格的代价，相反会以人的良知和人格作为发展的动力。据2005年第六期《南风窗》报道：在别的企业讲“择优录取”“精兵简政”时，茂名“华粤”企业却有着6000多名职工，其中大部分是残疾人员、劳改劳教回归者，女工占了总人数的80%。该企业老总坦承：如果按“企业最优化”原则，只需要1000多人即可。但这位出身寒门、从小受尽欺凌的企业家，“不忍心将一批生产能力低的员工推向社会，不忍心看到他们生活的艰辛，宁愿一碗饭分几个人吃”。令人吃惊的是，该企业不但没有给包袱拖跨，反而年年上新台阶，反而成了中国生产蜡烛和特种蜡的最大厂家，2003年被国家认定为大型一档企业。我认为，正是该企业的老总有着同情劳苦大众的良知，秉承着“办企业、为人民”的人格宗旨，鼓舞着员工、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热情，最终建成了这个实力雄厚的现代化企业。看到肖然在深圳经济浪潮中抛弃自己的良知和人格，我又想起了茂名的那一隅，那些知恩图报的员工正以无比的忠诚铸造着企业的辉煌。


　　在一个精神风貌严重污染的城市，每个人都是受难者。在一个良知泯灭和人格沦丧的社会，陷阱为每个人而设。当我们为了经济利益出卖自己的良知和人格时，自己最终也会被邪恶的利益所吞没。因为，现代化的城市需要有良知的人民，只有人格健全的人民才能创造出现代化的社会！


　　思考之二：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可以用两条线来衡量。一条是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一条是公民自身良知和人格的现代化。前一条线要看它的现代化程度有多“高”——哪怕一个人毫无背景、政治地位，只是一介草民——他是否也拥有着大量的钞票，过着丰裕的物质生活？如果是，那么这座城市、这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是很高的。在这点上，《天堂向左 深圳向右》的体现是充分、有力的。主人公肖然1992年刚到深圳时骑的是二手的破自行车，但到2002年他开的是进口奔驰；陈启明的岳父是深圳典型“洗脚上田”的农民，他目不识丁却拥有着四间饭店和六栋出租楼。可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深圳的确是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而后一条线，则要看它的现代化程度有多“低”——看自身的良知、人格、道德水平是否低过了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标准？如果是，那么这座城市公民自身的良知和人格不但不具备现代化，反而是一座精神风貌不及格的城市。在《天堂向左 深圳向右》中描写了这样一件小事：女主人公韩灵在商场的化装品柜台前买好了一瓶化妆品，由于人太拥挤，她的化妆品被挤掉了，摔碎了，液体流出来。这时候她并没有抱怨谁，而是蹲下身，用手护着流出的液体，一个劲对四周说“sorry”（抱歉）。但在她身边拥挤而过的人群都不理她，依旧把脚踩在液体上、踩在她手上……。可是有谁对她说“sorry”呢？或许我们已经习惯于攻击、埋怨而不是自省。


　　我感到悲哀。不单是为深圳，还是为我们自己。当良知和人格日渐恶化时，我们生活的品质还能有什么保障？台湾海峡那边几年前就开始检讨“迷失在炫耀里的台湾”，呼吁要避免“在炫耀物质丰腴的时候而忽略了精神的沉沦”。但到今天的我们仍然在提高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降低着自己良知和人格的底线。在城市生活这个大旋涡里逐渐地迷失了自己，成了利益的傀儡、享乐的玩偶；在急剧庞大的城与人之间，我们时刻都感知着两个字：矛盾。在这样一种矛盾中，到底我们是城市的主人，还是城市一天天在主宰我们？在这样无自我的城市旋涡中，我们真的生活得很开心吗？良知，是人最好的枕头；人格，是人最有效的明信片；当我们把它们都抛弃了，我们便会睡不香、行不正。所以，肖然在成为了百万富翁以后，还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伤感地扪心自问：“这就是我曾经一直梦想着的生活吗？”他自己也无言地叹息……


　　拥有经济意义上的高附价值，对于一座城市和个人来说，并不困难；但要拥有精神意义上的高附价值，却实在不容易。如果我们的未来是经济巨人和人格侏儒的结合体，那么我们的良知将永无安定与从容！


　　思考之三：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我们应该怎样加强自身良知和人格的现代化建设？这也是我们现在讨论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因为它关系着我们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和谐社会？


　　回头说来，我们往往会对突然的、丑恶的现实变化感到震惊，却往往忽略导致变化的缓慢进程。相信城市人对这样的场面大概不陌生了——


　　尽管约好开会的时间，尽管每个人都戴着绝对准时的进口名表，但迟到成了习惯；


　　美轮美奂的宾馆名厦，全身用名牌包装起来的年轻人，说着非常流利的粗口；


　　马路上有人遭劫被抢，漠视的围观，不肯停的出租车，似乎“那只是你的事”“认倒霉吧”……


　　这些都是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却熟视无睹的“都市病症”，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精神风貌。正如作者在书中前言所说的：真正文明的实质是一种精神秩序，因而其准则并非物质财富，而是精神洞见。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在回归一周年庆典上也说到这样一句话：“香港的未来不是用我们今天的财富去度量，而是用我们今天的精神生命力去度量的。”时间将证明，这是一句可以载入史册的格言。因为它道出了一种高贵而顽强的精神状态，一种自律自强的精神秩序。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香港的明天更好。而深圳正是因为缺少了这种精神秩序，才会被称为“文化的沙漠”、“道德的百慕大三角”。所以，我们加强自身良知和道德的现代化建设实质是要建立一种健全的、自觉的、现代化的精神秩序；有了这种秩序的约束，即使在利益诱惑前、在思想腐蚀下，我们也能保持自己良知的清醒和人格的独立。


　　但具体应该怎样建立这种精神秩序呢？在我看来，比起在城市的空地上“填起”高楼大厦，在家居环境中“填上”日益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填补我们良知和人格的空白与残缺，更为根本和重要。


　　这“良知和人格填补”的过程并不空洞，而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不久前关于公民素质的报道一样实在：住在同一栋楼房里，我们如何共同维护公共空间的清洁；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位；在公务活动中如何秉持公心，持平公正；在一个单位中怎样形成直接沟通的民主空气；一个家庭一对夫妇如何营造和谐气氛等等。这些事情看来很简单，但简单并不代表容易。把简简单单的事情长长久久地做下去，便自自然然地铸起了良知和人格的丰碑。一种健全的、自觉的、现代化的精神秩序也将会随之而建立，并如高大、挺拨的防风林一样，为我们的心灵遮风挡雨，保护着我们的良知和人格。


　　在为市场经济现代化讴歌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后，一种新的感觉在我的心中生长出来。那就是：如果没有良知的支柱，没有人格道德的自律——如果没有这一切做基础，对现代化的追求和现代化的降临未见得是好事。诚所谓：“虚不受补！”


　　我不知道自己的感觉有没有偏差，但在这个精神风貌日益衰落的社会，我的确想说：“让我们走出良知泯灭和人格沦丧的迷雾，去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


　　我们追求现代化，但我们更应该坚持自己的良知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