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兴再次遭美封杀到底冤不冤？

稿源：孙永杰
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声明说，由于中兴通讯公司违反与美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和解协议，将对该公司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这意味着7年内美国企业不能向中兴提供产品。此举一出立即在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毕竟这关系着中兴未来的生死命运。
不过从目前我们看到的评论看，国内几乎是一边倒的支持中兴（甚至不乏有影响力的官方媒体）或者是避重就轻式的产业发展（例如阻碍全球5G的进程）和国家威胁论，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此次封杀的源头来自2016年3月8日，美国商务部由于中兴通讯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兴实行禁运。对此，当时美国商务部在官网上公布了两份文件：《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这两份文件标有中兴公司Logo，并标明了“机密”、“绝密”字样，其中之一是2011年的一份文件，该文件有多位中兴高管签字，文中讨论了美国实施出口控制的风险，并提到“目前我司在伊朗、苏丹、叙利亚、古巴五大禁运国都有在执行的项目”。它还表示，伊朗的项目是“风险最大”的一个。在另一份文件中，中兴用一个复杂的流程图，拟定了规避美国出口控制的办法，包括采用一个“空壳”公司的结构。也就是说人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兴刻意“造假”。

后来，中兴通过内控整改及更换管理层，最终于2017年3月7日就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及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的制裁调查达成协议，公司支付8.9亿美元罚款，同时还被处于暂缓执行的7年出口禁运（seven-year suspended denial of export privileges），如协议有任何方面未满足或公司再次违反了出口管制条例，则该禁令会再度激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协议的部分内容还包括中兴对参与上述违禁交易的员工采取惩戒措施。所以看似美方动用国内法律制裁中兴，中国商务部当时也出面为其辩解，称美国商务部做法“损人不利己”。但最终的事实证明美国商务部对中兴的制裁并非所谓国家博弈，而是因为中国企业在利益面前，先违背了跨国贸易的商业规则和契约精神。

而此次美国封杀中兴的理由是中兴官员谎称已处罚上述涉事员工，即按照协议，中兴应解雇四名高管，并以减少奖金或谴责的方式处罚另外35名员工。但事实是，中兴仅开除了四名高管，对其他35名员工并没有采取相关措施。也就是说中兴没有完全履行此前与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及财政部海外资产管理办公室达成的制裁调查协议的规定，即中兴再次违背契约精神，进而再次招致此美国的封杀。

这里我们先不论美国的相关法律是否合理，美国国会从上个世纪开始，就颁布了一系列出口管制法律，包括《出口管理法》（EAA）、《武器出口管制法》（AECA）等，在这些法律之下，还有很多具体的实施条例，比如实施EAA的《出口管理条例》（EAR），实施AECA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这些实施条例都被写入《美国联邦法典》，所有涉及美国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贸易，合同条款中都会明确标注相关法律遵守义务或保证。

以中兴的主要芯片供应商—美国高通的中国分公司为例，其就在《高通中国标准采购订单条款和条件》第14条“EXPORT COMPLIANCE ASSURANCE”（出口合规保证）明确写道“卖方（美国供货商）知晓，所有从买方（高通中国）处获得的硬件、软件、源代码和技术（合称‘买方提供样品’）受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法律的约束，包括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施行的《出口管理条例》（‘EAR’，《美国联邦法规》第15编第730页及之后各页）和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施行的《外国资产控制条例》（《美国联邦法规》第31编第500页及之后各页）。”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全球化企业多年的中兴不知道美国这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吗？

从2016年美国对于中兴实行禁运的整个过程看，中兴正是因为知道，才刻意回避，甚至不惜“造假”反其道而行之。那么时至今日，中兴在为此前“造假”同意付出代价的执行过程中再次“造假”，只能反映出我们某些企业不是死守契约和法律的守信精神，而是扭曲规则或伪造的“变通”，把所有规则当作是达成目标的“工具”。它们崇尚的是计谋的“高明”，而非契约的“守信”；把出奇制胜，绕过规则被视为一种手段，对于商业运作的理解，仍停留在“投机主义”的层面。

当然我们在此并非否定中兴作为中国全球化企业代表之一在通信领域中的创新及所取得的成绩，这里我们抛开这些所谓创新是否真的具备先进性和不可替代性，即便如此，就可以成为违背契约精神的筹码吗？从商业角度，一个企业要想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和走得长远，契约精神才是重中之重；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博弈，契约精神也是所有筹码的基石。由此看，美国再次封杀中兴，对于中兴来说难言不冤，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未必全是利空，至少给我们的企业在尊重和遵守契约精神方面上了深深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