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我们的文化品位

　　前天，看了学校某文学社出版的一份纯文学报纸，笔者发现报纸小说版的五篇小说居然都是清一色的爱情小说。就主人公而言，年长到36岁的中年之恋，青年到16岁的早恋；就范围而言，近到同桌之恋，远到网恋。初一看，觉得蛮清新的，是一个爱情专题，进而一想就觉得可悲而不解了，怎么作为一份纯文学报纸的小说版全都是写男女之情？而且还是作为题材最广泛的小说呢？笔者认为，哪怕就是不追求深刻的思想性，抛弃揭露和批判的文学功能，而“集中专一”地写情，也还有温馨感人的亲情，细水长流的友情，而不必固执地去描写各种形形式式爱情的，好象除了爱情就无物可写似的。


　　后来和几个文友谈及这件事，大家都认为，这是我们大众文化品位在下降的一种体现。最可悲的是这种现象还是发生在我们大学校园，不知道是90年代琼瑶热留下的祸根，还是这几年卫慧棉棉这些小资情调的毒害，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学生们都特别热衷看言情小说，中学生看一本本的“小方块”，大学生看包装精美的《上海宝贝》《有了快感你就喊》，虽然阅读的选择不同，但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却都是一样的。


　　由这份纯文学体现出来的只不过是我们大众文化消费在大学校园的一个剪影，由这个剪影引发的思考让我们不得不进而扩展看到我们的整个社会，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品位：在享乐主义的袭击下，在活在当下观念的影响下，在文化快餐的旋涡中，我们的文化消费变得越来越功利、越来越肤浅，我们的文化品位在不断地下降。呈现出一种低俗化、从众化、个人情感化的特点。


　　一、低俗化


　　低俗化，就是文化消费中躲避崇高，追求通俗易懂、低级趣味的文化消费品。主要体现在；读通俗小说、看商业电影、听粗糙的流行歌曲。


　　以前我们读小说是为了追求思想的深刻，探索人生的意义，并从中找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小说成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成长的福音和指明灯。“五四”时期的小说引导爱国青年去追求真理，寻求救国为民的出路；80年代的小说唤醒了当时一代年轻人迷茫的灵魂。而现在读小说却成了我们的一种休闲放松的方式，是为了消遣和打发时间。甚至成了白领阶层的一种身份象征，他们都把案头上放着一本张爱玲、村上春树作为小资文化的体现。于是，鲁迅的文章没有人敢看，老舍的文章没有必要去看，因为那些都是太远的东西了，与我们无关。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鲁迅老舍的悲哀，还是我们中国21世纪文学的悲哀。相反的，“张小娴”系列、“宝贝”系列、“第xx次亲密接触”系列却大行其道，充斥着整个图书市场。更加可悲的是，据《中华读书报》公布的2004—2005年全国图书市场销售额显示：在这一年里，获得2005年矛盾文学奖五本小说的总发行量，还不及郭敬明《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发行量多。笔者认为从这一统计数据或许可以看出我们大众阅读品位的趋向，虽然我们不能说严肃文学的品位就一定比通俗文学的高，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说，一个流行鲁迅小说的民族肯定比一个流行郭敬明小说的民族有前途。


　　可能我们现在随便问一个还算年轻的人，他都会知道周星驰刘德华是谁，知道《铁塔尼号》《大话西游》是讲什么的一部电影。但如果你问他可尔斯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是谁？电影《红•蓝•白》《小鞋子》是说什么的？可能他会十问九不知，而且还会用惊讶而鄙视的眼光瞪着你，甚至嘣出一句：“都什么年代了，还看这些玩意？”这就是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差别。究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商业电影它只要观众带着眼睛去看就行了，它不需要人过多的思考，而观众也心甘情愿地被导演设置好的那些粗俗、易懂的故事情节牵着鼻子看，而且还是一看到底。顶多感动时流几把眼泪，激动时踢几脚凳子，一出电影院，就什么都忘了——本来就是来享受过程，从中得到阅读快感的，谁在乎你的电影？这就是商业电影。但艺术电影就不行了，首先在对观众的要求上，它不但要观众带着眼睛看，还要具备一定的艺术眼光和审美价值观；在趣味性上，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相比，就显得乏味、单调，更要命的是它们大多数都是没情节的，就算有也是看不明白的情节。如果说看商业电影从中能得到观看的快感，那么看艺术电影从中得到的却是一种痛苦，被艺术折磨的痛苦。但它却是一种有文化内涵的电影，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融合导演价值取向和审美体验的文化，是一种融音乐、美术、舞台知识为一体的文化，而不是为了取悦观众为了增加票房的“应景之作”。中国导演从第五代的张艺谋到现在第六代的张小帅一直都在喊着中国的电影差距在哪里，而法国意大利的电影却屡获大奖。我想，我们在加大对电影投资的同时，真的不能不重新审视和建立我们对电影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品位了。


　　二、从众化


　　从众化，就是盲目跟从潮流进行文化消费。早在30年代鲁迅先生就对中国人盲目从众的心理作了形象的描绘：假使有一个人，在路边吐了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腿就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是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花边文学•一思而行）可见中国百姓历来都是有“从众”这种习惯的，在文化消费上也不例外。最好的例子体现在对影视文化的盲目崇拜：“文革”后流行南斯拉夫电影，大家就一窝蜂地去看《桥》《铁托与我》；改革开放后时兴港产片，于是盗版VCD销售额大增；90年代东洋风吹进来后，结果从中央电视台到地方电视台都热播着《东京爱情故事》《血凝》；现在“韩潮”袭击，什么《我地野蛮女友》《大长今》的流行程度足以让中国的导演自卑好几年。我们在跟随这些流行影视时却常常忘了问自己：它真的如广告中说的那么好看吗？真的是自己觉得好看还是别人说好看才觉得好看的？或许很多观众都对这些如此简单的问题不屑一顾，但正是平时我们忽视了这些简单的存在，才日渐长久地形成了自己盲目从众的习惯。例如《大长今》推出时，报纸上的影评家说很好看，电视上的主持人说很精彩，楼上的大妈说很有趣，楼下的小妹说很感人，结果七十岁的老奶奶看了也说很意思，原因很简单，大家都说好看了，自己能说不好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品位——从众化。很显然，这种文化消费观的存在是有害的。


　　首先，盲目从众的文化消费促进了文化的虚假繁荣，造成了“文化泡沫”现象。引进的韩国影视的确丰富了我们的影视市场，但在那些青春亮丽的明星和粗俗的故事情节背后，还有多少人去思索影视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网络歌曲虽然通俗易懂，还将音乐大众化和平民化，但在《老鼠爱大米》横行天下的今天，《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这些古典音乐又何处牺身？当“第xx次亲密接触”系列，“宝贝”系列，“80后”系列，“流行花园”系列把图书市场闹得热火朝天时，我们是否又见过《红楼梦》《围城》《野草》得身影？泡沫，是自我膨胀得一种发展，在阳光的照射下它迟早都会爆炸的。文化泡沫，是文化脱离自身传统基础发展成的畸形产物，在高层次品位的检验下它也是会破裂的。其次，文化消费者“从众化”心理的形成与文化工作者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品位有着直接关系。这些“80后”作家及其作品的兴起正好体现了这点。最开始是韩寒在“新概念作文”和北京大学曹闻轩教授等评论家的包装下，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成了无数青春少年崇拜的偶像；接着“新概念”组委又隆重地推出了郭敬明，把青春写作带入一个获时代的阶段，并开创了“80后”的潮流。《三重门》《梦里花落知多少》《幻城》也成了各大报刊和知名人士隆重推介的畅销书，于是，在这些专家的引导下，青春少年们你看，我看，他看，几乎人手一册，有的大学生还把《梦里花落知多少》作为书评、学年论文、甚至是毕业论文的写作对象。现在很多文坛长辈纷纷跳出来指责“80后”的风头盖过自己，收入超过自己，却偏偏忘了当初是“谁在导演这场戏”。进而反问我们学生自己，沉迷于韩寒郭敬明的我们，与追求“民主、科学”的“五四”大学生相比，与阅读卡夫卡、博尔克斯的80年代大学生相比，我们的文化品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呢？如果说消费者的文化品位降低是自身的事，那么如果连从事文化工作者的审美价值也不过关则简直是一种犯罪。今年七月，笔者所在高校的图书馆进行了一次新书大采购，笔者在图书馆列出的数目上看到在文学类的书籍中，当时一些新上市的新书如贾平凹的《秦腔》、曹文轩的《雨瓤》和获得2005年“矛盾文学奖”的五部作品，没有一本榜上有名。而什么《湖边有棵愿望树》《当爱已成网事》《曼联校花和皇马小贝》这些网络小说却为数不少。笔者不解，询问采购员，对方回答说：“这些都是流行书，大家都爱看，所以我们就买。”笔者一听不禁既生气又悲愤，现在我们都在责备大学生阅读品位的下降，不断对他们提出种种要求，却忘了对阅读源头的治理。让类似笔者高校的采购员来把关图书馆，这此不是无异于叫张飞去穿针绣花做女红？


　　古在韩愈时就说“文贵创新，人贵独立”，身在知识大爆炸时代，我们不仅要争取人身自由的独立，还要坚持审美价值和文化品位的独立。如果我们在“文化快餐”的冲击下，一味地盲目跟从大众潮流，我们肯定会沦为“文化消费”的奴隶；从众化的文化消费也必定会导致文化畸形化、泡沫化的膨胀，阻碍我们大众文化全面的、健康的发展。


　　三、个人情感化


　　笔者曾在“博客”贴了篇文章说：“21世纪是一个滥情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听的是情歌，看的是爱情影视，读的是言情小说，甚至写的也是自己的或他人的爱情故事，就像本文开始说的那份纯文学报纸的小说版一样。这也正体现出我们文化品位的一大特征——个人情感化。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爱情流行歌会大受欢迎，而古典音乐却无人问津？为什么引进的那些“日剧”“韩剧”总是青春偶像爱情剧，而鲜见艺术片、历史片？为什么《水与火的缠绵》《有了快感你就喊》这些个人小资情调的“下里巴人”可以屡销量大关，而《张居正》《往事并不如风》这些“阳春白雪”却门庭冷落布满灰尘？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文化消费者都很热衷去看、去听、去读他人的感情故事和个人体会，并在当中获得文化消费的快感，又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和偷窥他人隐私的欲望。而文化生产者在市场需要和经济诱惑下，也很乐意又大方地把自己的个人隐私、感情挖掘出来供给给消费者去观摩、体会、评价。这样，一个愿打，一个原挨，使“个人情感化”成为现在大众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当然，我们不应该否认“情感”在文化，特别是在通俗文化中的地位；但毫无疑问的，如果这种“个人情感化”的过度泛滥也必定会影响我们文化的全面发展。


　　首先，情感，不是文化的全部，除此以外文化还有思想价值、审美体验、社会作用等功能。如果一味地夸大情感的作用，肯定会削弱文化其它的功能，这样的文化是不健全的。以文学作品为例，在唐朝时，文学时韩愈“文以载道”的工具；在“五四”时，文学是鲁迅与黑暗统治作斗争的“长枪、匕首”；在80年代，文学是作家们安慰受伤心灵、唤醒沉睡灵魂的“高音喇叭”。但是现在的文学呢？我们抛弃了批判现实黑暗、拯救受苦人民、建设美好社会的功能，选择了用“感情”的炮弹去开拓图书市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只有感情没有思想的文学作品是经受不起历史考验的。沈从文、老舍、曹禺及其的作品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试问，与他们同年代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到现在还有谁记得？他们的作品还有谁在读？其次，就文化工作者而言，过度宣扬个人情感化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在文化消费中过分地将自己的感情和体验传染给他人，可能会给文化消费者带来不良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现在已经有目共睹了，郭敬明的小说《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风靡了8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孩子，他那“忧伤、寂寞”的形象也影响了这一代心灵。这两年，“青春的忧伤”“成长的烦恼”“对生活的无奈”似乎成为这一代人的主题思想和共同认识；现在随便打开“榕树下”网站，翻开《当代青年》《年轻人》等杂志看到的几乎都是“悲伤”“感怀”的文章，极少能看到豪情壮志、意气风发的篇章，本来美好的金色年华却蒙上了一层灰影。


　　文化应该以个人感情体验为基础，但在这个基础上还要有所扩充、有所提高，达到服务社会、见证历史的作用，这样的文化才是全面的、健全的，才能经受得起人民大众的审美考验，才能在文化汪洋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如果只是一味地靠卖弄自己的感情和个人体验来吸引读者，这种文化就像盛开的昙花，虽然美丽、芬芳，但由于缺少思想的土壤，注定她很快便会凋谢的。面对21世纪，我们应该建设一种面对大众化的、积极的、能引人深思催人振奋的“阳”文化，而坚决杜绝那种个人的、消极的、使人安与享乐的“阴”文化。


　　文化品位是我们进行文化消费的一种反映，而文化消费是我们自身的精神劳动，在这过程中我们只有坚持自己的判断立场，自觉运用批判的眼光去不断耕耘，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文化浪潮中获取到高品质的精神粮食。面对现在大众文化低俗化、从众化、个人情感化的病态发展，我们应该进行自我反省、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品位，并且在以后的文化消费中确立一种健康的、深刻的审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