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中国特色的世袭制

　　一


　　终身制和世袭制的罪过


　　世袭制及与之相关的终身制使政治象一潭死水,在夜郎自大的保守僵化中走向堕落和腐败。


　　只有流动的水才不会变质腐臭这一极其简单的道理在中国早被精炼为孺妇皆知的成语－－流水不腐,道理虽简单明了,但要将之应用于政治生活中却是如此地艰难。因为世袭制和终身制这对孪生姐妹在世界范围内被暴君、官僚、政客们宠爱了数千年，就是在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纪的许多国家里，她俩仍然得宠如故。


　　世袭制和终身制这对妙人儿天生就是为了献媚讨好权贵的。她俩具有使权贵享尽温柔甜蜜的特殊技巧，她俩能使所有伟大和平庸的政客躺在权力的温床上高枕无忧。所以举世的权贵无不衷心祝愿：美人儿和我们一起万寿无疆！


　　尽管国家在各方面总是需要最能干最公正的公仆，垄断却强行选择最低能、最驯服的奴才，因为垄断的唯一作用在于制止那些在自由竞争中本能够量示才能的人或团体有所发展，从而使那些平庸的人和团体在垄断中充分发挥其愚蠢和专横。世袭制和终身制便是政治上的垄断，便是权力上的独占。


　　要看清世袭制和终身制对人类的危害，就得先看清它们是怎样产生的。


　　人们一直有着一个错觉，坚信世袭制和终身制是封建制的产物。其实封建制才是世袭制和终身制的产物，没有权力的终身占有和世袭，封建制不可能产生并兴隆数千年。终身制和世袭制是封建制的本质特征和基础。终身制和世袭制产生于权力和私欲的结合。权力本是人们为了生活得和谐幸福而共同谛结的，它产生之初并无什么诱人的魅力，只是由于慢慢被侵占，权力才渐渐失去其初始的朴实与单纯，从服务人类的仆人一跃而为统治人类的主人。从此，她就象一位艳丽无比、媚态万千的少妇，深深地打动并诱惑着人类心灵深处的占有欲和征服欲。


　　人类精神中潜伏着两种最基本的欲望：一种是由生理需要决定的占有欲，一种是由心理需要决定的征服欲。权力经过漫长历史的演变，成为世界上最能满足人类这两种欲望的尤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过：“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会丧失其权力。”他所指的权力就是经过异化而能满足人类占有欲和征服欲的权力。


　　阶级以财富来划分，却是由权力而创造。原始社会初期就产生了权力的雏形，但因社会的贫困，氏族首领无法将私欲加在尚无成熟因而仍是弱不禁风的权力身上。只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社会财产出现了剩余，长期被驾空的权力才摇身一变而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尤物，无意中引诱着人类的占有欲。于是首领们开始利用人们对他们的信赖侵吞公众创造的富余财产，连带吞噬了附身于财产之中的权力，成为氏族内的权贵。人类由此分化为两大阵营－－操权阶级和平民阶级。权力可以凭空招来财富，而招来的财富又反来为权力提供物质力量，促使权力的稳固和扩张。


　　多么神奇美妙和尤物，她成了人类最高也是最终的目的。未得到她的人渴望得到她；已得到她的人自会狠命地揪住她，至死不肯放手，竟至于剖腹藏珠般地将她与自身融为一体，达到“朕即权力，权力即朕”的境地才善罢甘休，这便是权力拥有的终身制。


　　人类无限，权力也无尽期。在操权者心中，这便与个人生命的有限构成了极端痛苦的矛盾。为了缓解安慰这种矛盾的痛苦，终身操权者无可奈何，只得将自己无法带进坟墓的权力交给他生命的延续－－子孙后代。世袭制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终身制和世袭制既然是私欲对权力的占有，就势必人为地破坏了人类平等的原则，造就了特权的人和特权的阶级，为独裁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人类社会便隶属于处在社会之首的人，正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宣布的那样：“朕即国家。”其实他完全可以进一步宣称：“朕即法律，朕即真理，朕即一切，而平民百姓则什么也不是！”可悲的是人类在专制压迫下，不仅习惯于将现实合法化，而且总是习惯听凭操权者进一步将现实升华为权利和权力的依据。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唯我独尊的操权者在天下属于我的观念支配下，自然而又心安理得地排斥压制任何的异己思想和言论，将一切异己力量赶尽杀绝，演出各式各样野蛮或文雅的政治迫害剧。


　　他们威胁利诱，将崇拜特权和企求爬进特权阶层的欲望强化为人类的风俗和最高的终极目标。人类就这样偏离了平等的原则，共同创造了媚上欺下的社会风尚和道德准则，终身制和世袭制在这种媚上欺下的社会风尚里，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促进个人崇拜和官僚习气的发展，由于“朕即国家”，所以国家必须永远由一颗至尊的脑袋来控制；倘若这颗至尊的脑袋因某种激情而生出的奇思异想的支配而出了毛病，普天百姓势必随着他的指挥而奔向深渊，代替操权阶级淋漓地享受普天的灾难和痛苦。


　　在所有不同的声音被禁止的时候，普天之下就永远回荡着一个声音。这唯一剩下的声音就代表着真理了。这声音也就是强权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迷信强权即是真理的谬论。


　　因为权力具有满足人类占有欲和征服欲的特性，所以产生了对权力终身和世袭的占有。终身和世袭的操权者的私欲自然会利用权力尽情地满足对物质财富的贪求。故此就毋庸就他么操权者造成的贪赃枉法和搜刮民脂民膏现象作进一步的探求了。其实任何一位生活在终身制和世袭制下的百姓比谁都更深切地感到被剥削和不公平的悲哀和愤怒，只不过久而久之，由习惯而成自然罢了。


　　在终身制与世袭制的社会里，可怜的百姓只有祈求上天赐给他们一位仁慈、智慧的领袖和品德兼优的操权阶层。否则少数人的私欲给大多数人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便是毫无止境的。


　　用不着考察世界各国的政治史，光是看看中国的历史就完全行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无处不活灵活现地揭示：终身制和世袭制－－无论是一家一姓的还是一党一政的－－都是制造腐败的智能机器！从夏、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唐、宋、元、明、清等等，一朝朝，一代代，传着传着，便越传越腐，越传越败，直到庙宇倾颓，身死名灭。这是历史从正面直接地证明着上述的真理。而历史上，世袭制的每一次中断，即旧朝代被新朝代所取代，总会有一段时期政治的清廉和社会的繁荣，这是历史从反面间接地证明了终身制和世袭制的危害和罪过。


　　


　　二


　　终身制和世袭制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


　　抽象的政治，必须通过具体的人来表现，它的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人的腐败与否。在世袭制和终身制这死水一般的政治制度里，难道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防止人的腐化堕落吗？当然没有。终身制和世袭制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腐败。


　　在世袭制传统里，无论什么样的革命，只能是在世袭制的轨道上以新的独裁专制取代旧的独裁专制，以新的个人崇拜取代旧的个人崇拜，以新的政治迫害取代旧的政治迫害……总之，从同一源泉只能流出同样的水。


　　终身制与世袭制培育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宠儿－－提拨制。提拨制直接造就了溜须拍马、阿谀逢迎的奸诈小人，直接鼓励着人们走上逢迎权贵而晋位升官的道路，从而直接推动着政治的堕落与腐败。


　　历史上一切革命都是以铲除旧政治的腐败为目的。新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专制政府对异己力量赶尽杀绝的环境中产生的新的政治力量，必定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因为这股生命力滋生于那些痛恨腐败操权者的优秀人物的优秀品质。


　　新的政治力量一开始就处在腐败政治的残酷迫害中，除了监禁、流亡和杀头的特权外，它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唯有那些真正忧国忧民、无私勇敢的优秀人物才敢于并乐于义无反顾地加入此政治体团，而那些唯利是图，工于阿谀逢迎之徒，对它避之唯恐不及。


　　因此流血牺牲的特权保证了新生政治力量的纯洁性和革命性，使它能够保持蓬勃和兴旺，发展成无敌的力量，最终推翻旧势力，夺取政权。从此它永远摆脱了被追杀的命运，成了享受操持权力的政治力量。面对特权的诱惑，自私自利者全部极尽钻营之能事，伺机钻进它的内部，以致它再也难于保持自身赖以兴旺发达的纯洁性和革命性。


　　“打江山需要人才，坐江山需要奴才。”


　　这虽不是真理，却是对数千年终身制与世袭制政治历史的生动总结。


　　当一刀一枪夺取政权时，新的政治力量需要实干和牺牲精神，再精妙的逢迎阿谀之术不仅毫无用处，而且危害着整个革命事业。它操权后，流血牺牲的严峻局势解除了，实干和牺牲精神不再显得如此重要和迫切，操权者作为人的天性里所特有的好大喜功和渴望赞美的欲望便蓬勃发展起来了。


　　操权统治的乐趣最终来源于逢迎溜须的小人。若是没有这些奸诈小人的奉承喝彩,操权者坐在统治的宝座上,一定会百无聊赖,郁郁寡欢的！操权者脑袋里只要冒出一个念头来，无论是多么平庸无奇，甚至是荒谬绝伦,也必定有许多奉迎的奴才们蜂涌而至，绞尽他们的脑汗,挖空他们的心思,为操权者找出充分的理由,证明这个念头是多么空前绝后地伟大英明。他们还会无耻地偷来与此念头毫不沾边的功绩,振振有辞地宣称: 这一伟大英明的决策造就了这一伟大辉煌的功绩！


　　权令智昏，利令智昏,奉承更令智昏。操权者被吹捧得飘飘欲仙,象盲人一样骑着无知的权力,被奴才们牵着一步一步坚定稳健地走向堕落腐化的深渊。他们陶醉在堕落的甜蜜时,仍忘不了顺手将高明的奉承者携入操权行列,成为新的操权者并随着他们一起堕落。


　　满怀私欲的逢迎之徒就这样利用花言巧语搭起的天梯,爬上权力的宝座。而在他们的宝座下面又跪伏着新的逢迎者，照例受到他们的青睐和提携，以达到物以类聚的循环。而真正无私的民族精英却因正直不阿的秉性见逐在外,难以为国效忠。


　　人总是热衷拜物主义和偶像崇拜的谬误。所以当新的政治力量摧毁腐朽政体而显示出巨大生命力时,人们就将其神圣化,将之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象,就连与它有一丁点联系的东西也会沾上神气而变得圣洁起来。难免朱里安皇帝在《皑撒的讽刺》里借君士坦斯之口讽刺社会上的宗教团体及政党崇拜时说:“不管是谁,自知犯了强奸、杀人、抢劫、渎圣以及一切令人深恶痛绝的罪,一经我用这水给他洗过,他便清白无罪了。”他所说的用水洗过,就意味着被洗者加入了据他们自己所说的极圣洁的团体。团体如此清白纯洁,成员自然也是清白纯洁的。二者互为一体,都是神圣的。所以恶人总是喜欢钻入那些最有权标榜自己是最神圣的团体。不怎么清白的恶汉也能构成清白神圣的团体,这是怎样的人间奇迹啊!


　　新生政治力量确曾是民族的救星,其成员确曾是国家、民族的栋梁,然而精英里混进了鼠辈,栋梁内钻进了蛙虫,难道鼠辈能成虎阵,腐木能为栋梁?


　　无可否认新生政治力量在摧毁旧的腐朽政体的斗争中,成就了辉煌业绩,它无愧于伟大光荣的称号。但它若没有足够的勇气自觉摆脱世袭的枷锁,却将之深情地套在自己脖子上,使自己变为世袭的操权阶级,每位成员都成为终身操权的特殊公民,它就从此踏上了迈向堕落腐败的征程。


　　我代表人民一一所有的操权者都如是说。是的,你代表人民,但你只代表人民享受着本应由人民享受的各项权力,因而无可避免地吸引着逢迎溜须的小人,并因自己虚荣的美德受着逢迎之徒的支配。


　　


　　三


　　中国世袭制的演变一一从一家一姓的世袭到一党一政的世袭


　　若问地球上什么的生命力最顽强,答案中一定会有中国政治上的世袭制一一操权者对权力的深情眷恋和百姓对操权者数千年的浪漫崇拜是她生命力无尽的源泉。


　　她是权贵的情人,百姓的偶象,她永远活在民众的心中。


　　终身制和世袭制并非天生的祸胎。当二者还是情窦未开的少女时,她们那令人心旷神怡的纯洁美丽,足够将人间邪恶的欲念扫除殆尽。所以尧得天下,让给舜,舜将之传给治水有功的禹，而许由则为了拒绝尧的君位隐居起来,务光不受汤位自沉于水。后来,禹将君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夏启,从此建立了君位由一家一姓父子相袭的世袭制,“乱自上作”的灾难也降临到了人间。


　　一切原本属百姓公有,世袭制却使一切连同百姓变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所以汉高祖刘邦夺了秦的天下后,得意地问父亲:“你原先嫌我不如二哥勤劳,现在我成就的家业比起二哥来,究竟谁多?”


　　管理并享受偌叶家业并非易事,皇帝因此不得不培养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操权阶层,在社会上筑起金字塔般的等级结构。法国皮埃尔·勒鲁在揭露这种等级制时,尖锐地指出:等级社会里的各种关系就象牧羊人、猎狗和一群羊的关系一样,最高操权者就是机灵的牧羊人,操权阶级和军队好比牧羊人养的驯服的猎狗,百姓就是听命于牧羊人和猎狗的羊群!


　　等级制消灭了全社会所有真正意义上的人。


　　囊括全天下的这份产业总是诱得觊觎者馋涎欲滴。所以这份产业在暴力的争夺中一忽儿从夏家落到殷商家,一忽儿从刘家落到司马家,又一忽儿从李家落到赵家。争来夺去,生灵图炭不说,弄得业主守着家业寝食难安,发出“守业难”的哀叹。


　　在守业难的压力下,业主及所养的奴才们用数千年的冥思苦想和艰难探索,促使中国的世袭制比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世袭制更源远流长,更完美精深。操权者恩威并施、文武兼用,硬是将顺从并崇拜他们的占有天下变成全民的风尚和道德，就连每一家每一族也受这风尚和道德准则的影响,普遍建立了家长制和族长制。


　　中国人说 打江山 就象说开荒地、放牛羊一样自然。操权者根据“谁开垦的荒地归谁耕种,谁放牧的羊群归谁所有”的简单逻辑,要百姓信服:谁打下的江山就是谁的家业。


　　“好君子而恶小人”的中华民族在“知恩不报非君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下,普遍认可了一家一姓对天下的占有。操权者因势利导,热心赞美并大力推崇培养民众认可崇拜权贵的美德。因此以“忠君”为内容的孔孟之道及朱程理学便应运而生,并风靡神州大地,成了统率神州大地的最高道德准则。操权者更用科举考试的方式,将那些能够弘扬忠君思想的人招募麾下,为世袭特权摇旗呐喊。


　　在利诱的同时,操权者不惜残忍地压制各种不利自己权利稳固的思想和言论。从周厉王的“防民之口”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直到清朝的“文字狱”，以及当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世袭操权者仇视异己思想言论的杰作。异已思想言论尚属大逆不道,异已政治力量更该千刀万刮了。


　　在中国还从未有过两股政治力量并存而相安无事的先例。“一山难容二虎”,在世袭这座特权的山中,是绝对不能容忍异已政派的存在!


　　十九世纪中后期,西方帝国主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专制封闭的大门。帝国列强有意给中国民众带来灾难的同时,竟无意中也带来了无论是虚伪还是真实、但名义上总叫做 平等、自由 的东西。平等自由有利的一方面是扫除专制思想,不幸的是另一方面给特权的终身制与世袭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得到更充分、更完善的发展。


　　中国帝制被推翻后,一家一姓的特权世袭制在中国再无立足之地。先是张勋率大军拖小辫进京为帝位世袭护驾不成,后又跳出一个叫袁世凯的人,他自己要做皇帝,弄得帝梦未成,魂兮不归。帝制世袭算是彻底完结了。


　　帝制气数虽尽,特权世袭的阴魂却恋恋徘徊在中华大地上,从容地寻找着附身之物。终于有一天它改变了一家一姓的特权世袭,而以一党一政世袭的崭新面目重新活跃在历史舞台,终身制则受其庇护而得以保持其昔日的面目。尽管二者吸取昔日惨败的教训,变得更加扭扭捏捏,更加浓妆艳抹,但她们永远改变不了讨好献媚独裁专制,推进政治堕落腐败、个人崇拜、官僚习气、排斥异已的天然本性。


　　然而对天上人间所有是非曲直,过去现在专制的操权者都可以做出有利于他们自己的裁决。他手中的特权象魔术师的魔棒一样神奇!莎士比亚在《雅曲的泰门》中这样描述金子的作用:“它足以使黑眼变白、丑的变美、邪恶的变善良,它使偷窃成为光彩,让盗贼高踞主座受到跪拜……”而权力除了具有金子的全部功能外,它还能凭空招来金子,能使平庸变得伟大,使谬误变成真理,能无中生有、有变成无,能无故榨取百姓的血汗、尊敬和生命。总之,它使它的主人能为所欲为。所以倚靠着权仗,所有世袭操权者异口同声说:“没有我们，就没有百姓的一切……”他们所说的百姓的“一切”中,当然不包括他们造成的苦难。


　　无论什么在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世袭制永远是导致垄断腐败的世袭制,终身制永远是造成独裁专制的终身制,它们永远不会因占有者的优秀或伟大而变得略微纯洁或略微可爱一些。


　　


　　四


　　社会主义革命的尾巴


　　任何革命的爆发都有其直接的原因和目的。资本主义革命的原因是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的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所以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最迫切最直接的目的是扫除世袭的特权阶级,着力解决政治权利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发起的,无产阶级既无经济权利,更无政治权利。而对于他们来说,经济权利比政治权利更迫切重要,就象一个长期遭受饥寒交迫之苦的人满心想着食物、衣服一样,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基础上,却阴差阳错地忽略了政治权利的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唯物主义观点又为无产阶级提了物质决定一切的理论依据,使无产阶级普遍产生了一种偏执狂般的错觉:物质决定一切,物质权利就代表着政治权利。他们一旦拥有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物质权利,便自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自己便真的成了世界的主人。


　　他们不去想一想:资产阶级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后为什么还要不知足地发动令操权者觉得头痛的革命。世代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也太容易满足了。


　　取得物质权利后,无产阶级普遍陶醉在世界主人的美梦中,将上层建筑一古脑儿地推给少数热衷权力的玩弄者,任由他们独揽权力行业的一切生意。长期被关在权力大门之外的无产阶级根本没料到任何权力都能凭空招来财富,根本没料到权力骑在经济的头上逍遥快乐,还要吸吮经济的血!于是少数人自以为是国民中最优秀的人组成新的操权阶层,欣然侵吞了权力,承担起统治天下百姓的重任。


　　由于无产阶级自身的的遗误,竟导致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问题上,都留下了一条笨拙的权力的大尾巴,任凭全体百姓怎么使劲都无法拖动,而操权者则凭借权力的力量,轻松而又娴熟优雅地挥舞着这条野蛮的尾巴,时不时抽打百姓们纯朴憨厚的脊梁。


　　有时操权者心情欢畅,特别恩准百姓及一些名存实亡的所谓政派摸摸这条尾巴上较温软的毛,于是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哈,我摸着权力啦!操权者则宽厚地说:这是让你们参政议政,管理国家。


　　明白了这层道理,就不难弄明白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党专制,出现了个人崇拜及个人至死不放的终身统治,出现了一个人的失误总会给全体百姓造成深重灾难和痛苦的荒谬,出现了普遍的腐败和官僚风气,出现了压制异己思想言论的大一统局面。


　　而且基于唇亡齿寒的恐惧,所有专制政府不谋而合地在全球范围内达成高度默契,互相帮助,共保世袭的特权,以致奇迹般地出现“失道也得多助”的稳固局面。


　　哪里有世袭的特权,哪里就有政治上的独裁专制。


　　从未停息的专制机器在压榨百姓血汗的同时,也压榨着他们的人性,活生生的人抛进去,爬出来的却是活脱脱的奴隶。奴隶地位也同世袭权贵的特权一样,一代传一代,以致专制下的人类习惯了奴隶地位,将之视为与生俱来的东西一一这便是百姓盲从驯服的世袭特权，倘若他们一旦失去了这种世袭的奴性特权,他们一定会满心恐惧和失落。拥有一个或真或假的皇帝是他们世袭奴性心理上的安慰。


　　世袭操权者沾沾自喜,便竭力培养夸大百姓这种恐惧和需要,经过权力长期压榨过的百姓又偏偏是极易相信操权者的百姓。对付轻信的百姓,所有操权者都习惯于采用明知错误但对自己有利的逻辑进行欺骗。谎扯多了,最后连扯谎者自己都弄不清楚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谎言,操权者只好根据是否对自己有利来确定真假了。


　　现在,一些政府热衷于将公众的视听引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从而遮住自己虚伪无能的面目。一些在政治上热衷于专制独裁的政府根据物质决定一切的绝对唯物主义原理,用生活水平、卫生保健、教育等状况来证明治下百姓所享受的人权状况。如果人权真的只包括这些物质因素,那么马戏团里会识字、会做游戏的猫们、狗们、羊们、猩猩们等算得是世界上享有最高人权的公民了。而资产阶级在把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后,也用不着费心去发动反对世袭权贵的资产阶级革命了!


　　退一步说,物质生活的改善只不过是百姓享受他们亲手创造的财富,绝对不是操权者的恩典。倒是操权者们统统靠了百姓的血汗而养得脑满肠肥。在公有制的国家,操权者高唱“按劳分配”的赞歌只是针对小民百姓的,而在操权阶层实行的却是“按官分配”的原则无论是吃、穿、住、行等,还是享受特权的资格,无一不是按官分品加以考虑的:官越大,享受的越多,小民百姓无官无品,只能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当然与官勾结在一起的商人是另外。操权者谦恭地称自己是百姓的“公仆”，而在古今中外，无论在物质权利上,还是在政治权利上,远远超过主人的“仆人”，天下人，即使是白痴,也不见得听说过。


　　而现在,天下百姓竟养着一批骑在自己头上的“仆人”,好一个无耻透顶的“公仆”!


　　历史的车轮轰轰滚入二十一世纪,而操权者世袭特权的尾巴仍高高地翘在天上。留着这条尾巴,它就会无情地抽打我们的子孙,所以现在该是斩断这条野蛮尾巴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