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学校划片”让人疑窦丛生

4月24日下午，南京建邺区法院对该市首例“就近入学”“民告官”案作出裁定：由于顾先生的女儿在起诉前未满6周岁，不属于“适龄儿童”，与被诉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驳回起诉。为什么学校划片会让家长如此纠结？

说“就近入学”，为何分到的学校“既远又差”

离家400米就有一所小学（南师附中新城小学北校区），而女儿想上学很可能要去离家2公里以外的南湖三小上学。如果说以前附近没有学校，去南湖三小也是迫不得已，而新城小学北校区2014年4月已经建成，这就让顾先生无法理解，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比我们家远的地方，有好几个楼盘都划到新城北小的学区。比如，离新城小学北校区约3公里的雨润国际广场，就被划到新城北小的学区。”

而建邺区教育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就近原则”不是“最近原则”，要根据本区域内的小学布局、入学儿童的数量及分布情况，确定公办小学的施教区范围和招生规模，学区分布呈不规则多边形。

这样的“不规则多边形理论”换做谁都无法理解。更让人疑惑的是，此前曾有建邺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顾先生，南湖三小的师资力量更好。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去年，南京当地媒体曾发表过《南京四城区23所名牌小学领衔64所小学》的文章来介绍南京的名牌小学，南师附中新城小学与其南北校区赫然在列，而新城小学还和新城初中形成九年一贯制，这些学校的学生还可以享受中学的优质资源。相比之下，南湖三小并不是名牌小学，更不要说和名牌初中形成九年一贯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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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近原则下分得远，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很常见。去年8月，在郑州进行的小升初中结果复议中，“分得远”是很多家长反映的突出问题，有一些家长因为孩子没能划片到最近的初中，忍不住失声痛哭。对于这种情况，当地教育部门的回应和南京建邺区的回应也非常相似：就近不是最近，要根据多种因素进行确定招生范围。

难怪公众一直充满疑问：为什么一街、一墙、一河之隔，上的学校就是“两重天”？就连在同一个社区，门牌号不同，上的学校也不同？”划片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否存在猫腻？

“就近入学”划片存在寻租现象已成不争事实，开发商成关键因素

先看一个“扣窟窿划片”，就理解寻租怎么来的了

绿地西斯莱小区是上海绿地集团在北京大兴开发的一个高端住宅， 但2012年小区收房后，发生了件让该小区的业主们目瞪口呆的事情。根据当年五月份大兴区小学的划片文件，大兴区教委意外地把该小区的小学学区划到滨河小学，该小学位于绿地南侧步行约半小时路程，其间还需跨过三条马路、一个菜市场，而对距离该小区仅有举步之遥的景山学校大兴分校(原高米店小学)，该小区居民仅能望而止步；更令人费解的是，南侧的康顺园、中铁五院两个小区却跨过了绿地，被划入了景山小学大兴分校，这让该小区的2300户居民均心有疑云，愤愤不平，戏谑给大兴区教委起了一个“扣窟窿”划片的称谓。该小区的市民提供了他们认为非常滑稽的划片示意图，一目了然：

这种“扣窟窿划片”无疑是违背就近入学原则的——既增加了孩子们的安全风险，又是显而易见的不公。面对居民的质疑，区教委的表示是“已经尽力了，因为西斯莱小区所在的街区没有相应的资源配套，所以将西斯莱划分到相对就近的滨河小学”，而对于更南侧的康顺院和中铁五院划分到景山小学的疑问，区教委则避而不答或者是绕圈子，逼急了后给出的答案是四个字，“尊重历史”。但这同样也是说不通的，绿地小区原先是高米店村，而景山小学原先就为高米店小学，高米店村本来就是高米店小学的学区——但学校、小区都更名重建后，划片却变了，倒是原先非高米店小学学区的康顺院和中铁五院，划分到了景山小学学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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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些不那么正式的说法有着更高的可信度——2012年年初的时候，有绿地小区业主打电话询问划片情况，大兴教委的答复是：“划片结果还没有定下来，你们跟开发商谈去，这个需要开发商的支持”；而一个退休的大兴教育口的老人说：开发商的原因，不愿出钱，不愿出房，上海人不懂北京的潜规则。甚至有人传言，“某部门向开发商要一栋别墅，开发商抠门不给，活该你们上不了，绿地西斯莱作为周围数一数二的高端住宅，都是有钱人，你们不交赞助费教委学校哪里来钱？”

事实上，这种有关部门主动寻租，对“就近入学”的损害已经成为很普遍的现象。主要模式就是，政府主导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并希望开发商能进行“援助”，政府再予以回报——在这个过程中，寻租部门得到了“政绩”，也得到了“好处”，正是一举二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开发商而言，主动寻租也是常见情形

前面提到的绿地西斯莱“不懂规矩”，但懂规矩的开发商可不少，因为他们明白，一旦成为优质教育资源的学区房，房地产的价值常常会大幅增值。河南盛润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详细解释过开发商如何通过学校划片获益的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开发商捐建，政府认可，比如他们公司的项目，花了3000万元，捐建了一所小学，作为一所知名小学的北校区，这种情况，肯定是先保证小区的业主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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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划片划不到名校，开发商与学校合作，捐资助学。“掏一笔钱，与学校签订协议，买断多少学位，这些一般都有名额限制和年限限制。采用这种方式的开发商最多，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小区明明离学校很近上不了，有些新建小区离得很远反而可以上的原因。”

除此之外，如果能直接买通划片的负责人，获得的利益更大。2013年，广州市天河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局长李伟明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曾任该区教育局局长。据他供述，2002年广州市47中要将初中部剥离出来，侨某集团下属公司负责人得知后，请求他将47中的初中部放在该集团开发的楼盘汇景新城内，同时暗示会送一套房产，他答应了。在李伟明的帮助下，该小区教育配套问题得以解决。2003年1月，李伟明收受该集团原地产执行总裁唐某曦贿送的一套价值296余万元的房屋。据继任天河区教育局局长的黄启林证实，其2003年6月到任后，广州市第47中汇景实验学校的选址、布局和建设都已完成。该校并非47中附属学校，但被冠名为47中。

一个教育局长这样的“大事”都能做，在划定学区时随便扩展或缩小一下范围，自然也是小菜一碟了。

要杜绝寻租现象，学校划片的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就显得非常重要

学校划片必须得到公众的参与和监督

学区划分涉及学生的教育选择权，也关系到学生学习的权益，每位家长都关心孩子就读学区的好坏，如果分配到心目中的好学区，家长们都满意；如果分配到不合意的学区，家长常常会群起抗争。

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注意在学区划分时保证公众的参与和信息的公开透明。在法国，“审议会机制”是学区管理的一种重要的决策机制，学区的一切教育决策必定先由审议会审议通过，然后方可执行。审议会人员的选拔与任用也非常受重视，需要相关专业背景深厚的人士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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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改革也是台湾教育改革的重要部分，台湾在教育改革中采取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自上而下”是指由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具有权威性和计划性，推动力大，波及面广；“自下而上”是指由民间建议和造势，有利于反馈师生、家长和专家的意见，体现民众的教育需求。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我国应该借鉴各国的经验，在学区成立学区教育委员会，由政府教育官员、人大代表、学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共同组成，负责制定学区入学方案，并监督方案实施。因为学区制不仅仅是就近入学的学区划分，更要求在学区内实行教育民主管理。

学校还要加强对学生的资格审核

在美国由于没有户籍限制，想让孩子进入心仪的高中，父母只要在学区范围内买房或租房就可以了，但这仅仅是开始，美国对于入学学生的事中和事后的监管非常严格。

在美国，越好的学区对学生家庭的要求越细：从房子的产权（比如购房合同、按揭账单、租赁合同）这一组文件要提供一样、从实际使用房屋（水、电、气、有线电视等账单）这一组文件里提供三样做证明。而这些文件都要近期的，并全部要原件，上面要有孩子父母中一人（或监护人）的名字和房屋地址。学区还会派人做访问，如果只是买了或租了房子而不实际居住，就不符合居住条件要求，已入学的学生也将会被做退学处理。如果有这样的规定，4.4平方米135万，折合每平方米30万元的天价学区房应该就不会出现了。因为那里根本无法居住，更无法接待学校老师的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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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划片”“就近入学”被寄予了促进教育公平的厚望，但如果划片不公开透明，权贵阶层依旧可以通过暗箱操作占有优质教育资源，这样的划片恐怕就没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