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的二元世界

　　沈从文是我国现代文坛上出现的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他从遥远的湘西来到繁华的都市，执着地走着自己的文学道路。他是介乎城乡间的一个寂寞儿。因而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处处显现着乡下与都市、真与美、偶然与必然的二元世界，这种二元的矛盾，以及他对自然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构成了沈从文独特而又完美的人生图景！


　　一、        乡下人与城里人的心灵困惑


　　沈从文从封闭的湘西世界里走出来，一下子成了“城里人”，这让他很不习惯，与都市复杂的面影相比，他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在他心灵深处，深深地印烙着湘西那淳朴的民风情调，在乡下曾是“四少爷”的他忘不了这种优越感，因而，沈从文宁愿自己还是个乡下人，他身处都市，却向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思想上高度单纯的乡下人。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不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①沈从文就是秉着这种乡下人的独立个性创造了一系列写乡下人的作品的。他认为乡下人不一定像城里人一样聪明，但他认为他们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沈从文写农村人物的弱点是：一面写农村社团和习俗，更着重写农村内部生活的特色，把他们的外部特色变成几种典型：剽悍、坦率、好勇斗狠的“弟兄”，如《边城》里的天宝；漂亮、精明、富于想象的苗族歌唱人，如《边城》里的傩送；喜欢幻想的少女和老好人等等。换句话说，沈从文笔下的农村人物都很像神话里角色的对立面一样，具有纯朴率真的比较单一的性格特点，这正是沈从文将自己身处都市的孤独无限理想化的结果。


　　沈从文特别强调他的乡下人物非常单纯天真的一面，如《边城》里的女主角翠翠，《三三》里的三三等，无一不是天真的化身。正因如此，有些人物被写得近乎愚昧迟钝，看得出沈从文把农村人物写成这样的人，这样的观点，正是沈从文自己的看法，可以说他的乡下人世界显现出了沈从文自己的价值。


　　据沈从文的研究者们统计，沈从文共创作了49篇肯定农村和乡村民间艺术的作品，27篇否定城市生活的作品，20首诗和10篇其他的作品。显而易见，关于城市和农村的作品，沈从文是抱有固执偏见的，同时更是他个人视角上观察社会的反映。农村作品中的故事不是发生在他自己的家庭的话，至少发生在家乡周围地区。大多数城市小说则围绕着一个囊空如洗的青年主人公展开，他天资聪颖却不是大学生，而往往是作家或退役士兵；他孑然一身，棉对的是冷酷的北京城，他的社会橱窗是寄宿处的狭窄小房间，拥挤的街道，借以避寒的图书馆和比较富有的亲戚朋友的家。我们发现，这些正是1924到1927年间沈从文本人的困境。沈从文将自己置于这些作品之中，再现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农村青年首次踏入人生地疏的北方城市寻求出路时所遭遇的困苦和忧伤。沈从文视线里的北京是个尘土飞扬的城市，而不是风调雨顺的地方。至于上海这个到处是车辆和其他机械装置的城市，沈从文更是感到格格不入。原离家园的沈从文突然陷入城市的环境，强烈的孤独感在所难免。文化冲击和这种社会孤立的场面也就令人信服地出现在了他的城市作品中。


　　沈从文的心灵归宿很大一部分仍停留在他的湘西世界里，因为故乡给了他永恒的记忆，这些记忆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城市新生活中缺乏的的欢乐和感情安慰。集市场面，古老的军街和军营里的声息、街上小贩的杂货和他们的吆喝、赌博行话、镇里方言、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谈笑误解、打油诗和当地闲话——这些构成的沈从文早期生活片段的拼贴画面，均以怀旧的笔调得以再现。《槐化镇》描写了镇里的窑洞，人们对地方神鬼的传说，妇女洗菜的溪泉和当地的铁驴。《记陆》再现了阮水小码头的景色以及那儿的船民和纤夫。有几篇是对童年时代期待节日的回忆，尤其谈到了过节的食物。另有几篇再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气氛，回顾了沈从文兄弟姐妹间逗乐取笑的情趣和他母亲的体贴爱怜。这些描写湘西世界的人生小说，令人耳目一新，仿佛有一股清新的风迎面吹来，让人心旷神怡。


　　沈从文凭记忆的片段写成的湘西世界，山美，水美，人情更美，那里的乡间人生，充满着互爱互助，和谐和气，和睦和善。《边城》可作为这种世界之美的一个典范。在《边城》里，作者描写了湘西茶峒的青山绿水，古朴淳厚的世风人情，意境清雅，色彩艳丽，有“世外桃源”的意蕴，有“牧歌式”的优美情调。小说重点叙述湘西世界的宁静生活，淳朴的民情，善良的人性。小说中摆渡人的本分、仁爱慈祥，富于古道衷肠，摆渡几十年，风雨无阻，他把这视为本分，分文不收。当过渡人塞钱给他作为答谢时，他会以“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予以拒收。他那粗犷豪放、爽直豁达的性情，轻利重义的品性，宽厚正直、助人为乐的精神，对外甥女无微不至的关怀，集中体现了乡间人的良好品格。


　　与淳朴善良的“乡下人”对应的是沈从文笔下道德堕落和人性沦丧的“都市人”。沈从文写都市题材的小说比乡村题材的小说要少得多，而这些都市人生里描写最多的是都市现代文明里随处可见的不健康因素。堕落、腐败、罪恶，甚至是达官新贵们政治的腐败与生活的糜烂，投机者的卑劣言行、以及所谓“文明人”的丑恶灵魂等等。


　　《绅士的太太》这篇小说以一个绅士太太的生活际遇为线索，描写主人公某绅士表面上道貌岸然，规规矩矩，然而，“凡是一切绅士的坏德性他都不曾缺少”，特别表现在两性关系上，作品突出地揭露了他与妻子互相欺骗，各自在外通奸的丑行，辛辣地讽刺了绅士阶级家庭生活的糜烂，道德的沦丧，伦常的颠倒。


　　《丈夫》写一个乡下青年农民到城市去探望在河船上做卖身“生意”的妻子的遭遇。起初他以为在城里谋生比在乡下轻松，妻子找钱容易，当他来到城里，亲眼看到营上的副爷、水上的巡管等人蹂躏他的妻子时，他终于觉醒了，将妻子从屈辱的境地里解救出来带回乡下去。作者通过“丈夫”的眼睛向读者揭露里人那些当官者和有钱人的罪恶。


　　沈从文试图通过他的人生小说，解剖都市人生的丑陋。“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石头打他们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②。沈从文用这面镜子照出都市人生的种种病态，这是他以“乡下人”的淳朴去解读出的都市面影。沈从文要找的是一种人性自然的美，重铸健康美好的人生。沈从文的心灵始终是乡下人的心灵，尽管他的写作和生活都在都市。


　　二、愁人之美与无奈之真


　　沈从文的小说特别是乡土小说给人们构筑的往往是一个美丽圣洁，淳朴而原始的世外桃源，给读者带来了精神上的无限愉悦。这是沈从文在痛感“乡下人”出生的他饱尝卑微之后猛然发现所谓都市文明原来那么的可笑可怕，而在内心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支点，那就是要在记忆里将“乡下”的朴美铺展开来，让世人都知道，在喧嚣污秽的都市文明对面，仍保留有那“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③的所在。为了那遥远的爱，也为了“人生至少还容许将来重新安排一次”的信念，当其他作家在为民族的前途命运而焦虑呐喊时，沈从文却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唱那人性之歌，他要让“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物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命运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④。


　　沈从文尽情地向读者展示着他用感情蒸腾与用爱浸泡的“湘西世界”，它极美，极善，平静中躁动着生命的活力。但它又不是唯美，不是世外桃源，人生的“常”与“变”融在其中。然而，“美丽总令人忧愁”⑤，沈从文在展示“湘西世界”美丽的同时，总给人附上一种凄美的审美效果，那是外化的生活与作者的现实相抵触的结果。《边城》里，小镇茶峒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色，和谐宁静的生活环境，古朴醇厚的世风人情，善良诚挚的平民百姓，构成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人间佳境。这里只有误会，没有敌意；只有谅解和宽容，没有狡诈与欺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和睦，至亲至爱。两个兄弟在婚姻问题上有了矛盾，仍然以友谊为重妥善处理，翠翠在爷爷猝死、傩送出走之后，在感情上仍然忠贞不移，她孤寂地站在船头，等候情人的归来。老船夫心里总装着别人的欢乐，为了让孙女感受龙舟赛的欢乐，他找了人做代替，带着黄狗和翠翠进了城。“到路上，祖父心想：时间还早，到收场时，至少还得三个时刻。溪边的那个朋友，应当也来看看年轻人的热闹……”老船夫不愿只顾自己欢乐而让别人寂寞。于是把翠翠留下，独自转回渡口，想轮替朋友。朋友责怪他，并说自己对看龙船已无兴味。沈从文小说里写得很美的人物还有龙朱、柏子、夭夭、三三等。然而，沈从文在给他的湘西世界唱赞歌时，却无法解开湘西人生形式的悲剧死结。加上他本人或“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的 固有弱点”，或“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折”，常有一种悲悯感，这造成了沈从文作品贯彻始终的伤感氛围，给人以深深的哀愁。似乎这些哀愁都缘于美丽，湘西世界过于完美才会让人不忍心去改变它。“这些作品大都美如一条小河，然而经意的读者就会发现，苍凉的卵石上浸透着淡淡的血色，而一般的读者却在舒畅间把它当成了遗墨晚霞的倒影”，“那小河，就是纯朴美妙的湘西文化的自然象征；那血色，就是沈从文因认识到湘西和中国落后以及克服落后文明必将吞噬自然人性而产生的一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民族忧患意识”⑥。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⑦。沈从文力图在这个纯然的湘西世界里发掘并保存这一人生形式，然而世界是多维的，生活是复杂的，艺术层面上这是一种美，沈从文在描述人生之真境的同时，注入了自己对人生感悟的悲喜情感，故而有了一种属于自己的 “心境界”，这是美的境界。


　　湘西人民最富有生命力，即使环境再恶劣，人生再不幸，他们都能倔强地活着。沈从文在赞美这种精神的同时，内心却总是满怀忧愁，这是怎么的卑屈和痛苦啊，全是那样的无助无望。然而，“他们之中大多数，正默默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对自己的处境，既无力改变，也从不想改变；他们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⑧他们安于现状，与自然妥协，火灾无人知道的地方，那么混沌，那么微不足道。沈从文悲悯他们的命运，继而担心他们的未来，“若不想法改造，却将不免与自然同一命运，被另一种强悍有训练的外来者制驭，终于衰亡消灭”⑨。沈从文理性地关注着湘西的未来，关注在那自由自在的生命背后隐藏的生存危机。所以在焕发着人性魅力的作品中，如影随形地包涵着忧伤，为“湘西人生形式”抹上了一层凄美的色彩。


　　在沈从文忧愁之美的另一面，是一种真，世相与艺术的真，让人不能否认。真在沈从文的美学观里一直处于“欲就还休”式的境地，因为现实是惨淡的，而沈从文要塑造的却是一个美的世界。沈从文笔下的真是多层面的，首先是都市世相的真。《都市一妇人》初看去有他佛经故事里描写女性变态恋情的因素，但显然是更现实更残酷的了。一个贵妇人，为了她所心爱的男人不抛弃她，竟然下手将小自己十多岁的英俊军官丈夫的双眼毒瞎。在这里，作者写出了都市生活的感情的复杂多变对人心态的严重扭曲，这是环境的真；妇人的自私和残忍，是都市人性的真。更直接反映了真实的都市人生的爱情和家庭道德伦理面貌的小说，有《有学问的人》、《或人的太太》、《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等。夫妻间的相互欺骗，交际生活中的相互勾引，乱伦糜烂，教授的性压抑，作家的性变态……这些都市生活的真实面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作家对美的刻画，然而我们发现，沈从文在所谓的对“都市的深刻批判”的背后，还隐含了同情和无奈。其次是乡村生活的真。《萧萧》中童养媳萧萧的悲剧命运，因为丈夫比自己小太多而被花狗大引诱怀孕，有了私生子，差点被处以极刑，虽然最后她没有被沉潭，那可全是因为她生的是个儿子，她抚养私生子长大并又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很多的童养媳。又一个“萧萧”诞生了，而萧萧本人似乎依然对自己的悲剧性命运一无所知，对儿子的命运也一无所知，听任命运的安排，毫无机心。《柏子》中的柏子，一个卖身于船老板的水手，生活随航行漂泊不定，泊船后就去与妓女情人相会，将一个月挣来的钱全部花去也在所不惜，只为使生命得到那片刻的欢愉，而天还没亮，命运又把他从吊脚楼妓女温暖的被窝里拉出来，甩到冷列的江上。在沈从文后期的作品中，如散文《湘西》、《湘西散记》、《长河》等，乡村已不再是“圣洁”的所在，那种美的梦境般的诗意栖居之地出现了它真实丑恶的一面：乡村统治者的无知可笑，他们在不经意地剥夺了乡民的幸福，“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性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庸俗人生观”⑩。对于这些，沈从文内心充满了无奈，而这些恰恰又是真实的，是现实的。


　　沈从文一面赞赏湘西世界纯朴的自然之美，一面又在为湘西的原始野蛮渐渐脱离世界的发展而担忧，怕这群善良的人终有一天会被世人遗忘了，而当湘西世界开始与都市文明有所接轨的时候，沈从文又害怕这片净土早晚有一天变得像都市那么肮脏，湘西人变得像城里人那样颓废。因此，沈从文的小说也因美丽有了忧愁，因真实更显无奈，沈从文的善恶评判标准就这样一直在真与美之间去意彷徨，形成一种独特的品性。


　　三、        然还是必然


　　沈从文的小说大都以悲剧结局，造成这些悲剧结局的往往又是一些偶然的事件。主人公带着命定的暗示从首页中出现，满怀对幸福的渴望，眼看幸福的幻影似乎触手可及了，但命运恰恰就会在这个时候跟他开玩笑：呈现在主人公面前的那么真实的幸福竟杳无踪影。整个过程如一条抛物线，一切回到同一平面上，然而却不重合，终点向前跨了一大步，主人公的心境、性格、命运也随着这一跨越发生了质的变化。


　　《边城》里的主人公翠翠就是在这样一个“风日晴和”、“镇日长闲”的田园牧歌环境中出场的。她天真活泼，情窦初开，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自第一次看龙舟赛，傩送二老的身影在她心中留下印记后，翠翠一天比一天长大了，心思越来越深，无意中提到什么会脸红了，她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述说关于新嫁娘的故事。“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果然，幸福很快就要来到了，掌水码头顺顺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了她，俩兄弟决定月夜里同过碧溪咀唱歌，翠翠“梦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那奇异的虎耳草，那温柔如水的月亮，那曾久久企盼的幸福梦里来到身边，似乎伸手可及，她带着幸福的微笑专等醒来在现实中兑现。但醒来时，天保因爱情受挫远走他乡被淹死，傩送又重新踏上哥哥未竟的航程，“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也回不来”。翠翠的幸福被无情地击碎。


　　《贵生》中的贵生一生想娶金凤为妻，金凤对他也有意，就连杂货店铺老板也对他暗示过：“贵生，你想不想成家？你要讨老婆，我帮你忙。”贵生也“热米打粑粑”，上城里同舅舅商量终身大事。舅舅极高兴，把“连年积下的二十块钱给贵生接亲用”，二人还上街置办了一大堆礼物准备返回家向金凤求亲，眼看金凤就要是他的人了，然而这时候冒出个东家却要纳金凤为妾，就要到手的幸福又成泡影。


　　《都市一妇人》中的“妇人”，也希望用剩余青春的丝线能揽住到她身边那位白脸长身、年轻英俊的军官，与她同度那下半辈子的生涯。当她为了这份爱情，不惜狠心将情人的眼睛刺瞎，携年轻的情郎一同转到乡下去度那宁静安恬的生活的时候，到手的幸福却又在措手不及的情形下随那船只“全部沉到水中去”了。


　　《初八那日》、《石子船》、《菜园》、《三三》等都充斥着各样的“偶然”，那满可以得到的幸福也都随“偶然”的出现而陨灭。“我们生活中到处充满着偶然”⑽，沈从文自己都经常感觉到“好像一个对生命有计划有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战败了”⑾。《边城》中天保完全不一定非在河里淹死不可，他多次下河也没被淹死，偏偏在弟弟夺去他心爱的情人以后淹死。傩送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寻哥哥的踪迹，死者长已矣，他应该好好地检拾起短促生命中应分到的那份幸福，而没有必要要弃爱他、他也爱的翠翠于不顾。《都市一妇人》中的妇人与情郎为何恰恰在他们准备远离都市，准备去乡下度那宁静安恬的幸福生活的时候被水吞没呢？他们完全不必非上这条船。《贵生》中的贵生没娶到金凤只是因城里来的四爷说动了爱打麻将的五爷，找个“原汤汁”来冲一冲运气。而且金砜也是无意间被四爷瞥见的；《菜园》中的儿子不一定非到北京念书，念书也不一定非要参加什么党，参加什么党也不一定非要被杀……“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不凑巧”⑿。那么多的“偶然”和“不凑巧”连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必然了。


　　沈从文小说里的“偶然”与其家世不可分离。沈从文出身与一个湘西军人世家，祖父曾做过云南昭通镇守史和贵州总督，可以说是一个望族，沈从文因这种显赫的家世而天生有一种优越感。而后来家道衰弱，沈从文一下子从高贵的“四少爷”变成了以前仆人莲姑的下人，这种心理反差促使着沈从文用更多的心思去思考人世间的许多不测风云，也即各式各样不可预知的的“偶然”。沈从文发现，这些“偶然”似乎已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必然”。社会在不断地变化，所有那些不和时宜的事物都将被改变。沈从文在内心深处抵制着这种改变，拼命的向他的家世回溯，企图又回到军人世家的温暖怀抱，回到优越感十足的“四少爷”时代。“假如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县，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我的生活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⒀。沈从文本可以就这样躺在优越感上随命往下淌，平静安然而可能一事无成地抵达人生黄昏的彼岸，然而一切“不凑巧”，沈从文没有做成他的小绅士，而落魄成一个普通市民，最终又成为一个作家。沈从文记忆里的湘西世界也在现实中慢慢消失，“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⒁。对于这一切，沈从文是充满无奈的，他怀念自己过去显赫的身世，怀念湘西淳朴的乡土民情，因而他在文章首页总将人事写得那么地美丽纯情，而沈从文到底无法面对自己由“小绅士”变成“佣人”最后又辗转成为作家的改变，湘西世界的美丽也成了他心与梦的“海市蜃楼”，这一切都无从解释，沈从文只好借助于一个个“偶然”来诠解其内心的困惑。其实，沈从文已痛苦地感觉到，传统的观念，世俗的心理，都市的文明，还有许许多多可知或不可知的东西，已经在悄然地改变着湘西人民的生活，谁也阻止不了，这也许就是作者用众多“偶然”堆积起来的“必然”吧。


　　沈从文是个文坛寂寞儿，他的一生都处于各种矛盾夹杂之中，身为“乡下人”，他以朴素的民间文化立场及儒家文化传统反抗现代文明的负面因子，同时并不排斥对现代文化精神的张扬，“他希望本民族奋起反抗现代文明对湘西的冲击，同时又希望从现代文明中借用知识理性这些‘利器’去武装本民族，这是难于两全的事”。⒃沈从文就是这样在矛盾的二元世界里，写下了他的传奇人生的。人类历史发展本身就存在着历史发展与道德进步、各种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与历史走向的必然趋势之间的不协调，这些二元背反的现象注定了沈从文要在矛盾困惑中度过一生。